1979年8月，天气格外炎热，山西省招办整整一层房间都被文件和材料堆满了，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同志，我家孩子的分数线超过了本科，但教育局的同志说，档案丢了一部分，只能读专科……”，说话的是高福的父亲高存喜，做了一辈子木匠的他，并不擅长这种场合。在那个电脑和打印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档案全部靠手写和油印。
时间倒回几小时前，一位身穿半旧长裤和白短袖衬衫的年轻人出现在山西应县的高家门口。“高福同学，你的高考成绩上了我们省本科线，但档案丢了一部分，投档没有完成，你或者可以再争取一下。”这位骑自行车赶来的年轻人，是教育局的“公家人”，他满脸汗水，气喘吁吁地说着。高福和父亲当天搭汽车、转火车，辗转到了太原和榆次，最终在下班前赶到了省招办，并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
高福的高考回忆充满着时代的气息：“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恰逢改革开放，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种全社会对科学的崇尚，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等院校，山西农业大学是这一批新成立的重点高等院校之一。据新华社消息，1979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达28.4万，重点院校和高等院校人数为6万。幸运的是，高福正是6万人中的一分子。
在招办的协调下，最终高福于1979年9月被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录取。虽不是自己心仪的学校，也不是感兴趣的专业，但他迅速调整心态。大学四年，他打下了坚实的生化基础，尤其是大一下半年开设的微生物学课程，使他进一步明确了奋斗目标——从事微生物研究，并一直坚持至今。为了实现理想，在完成本专业任务的基础上，高福还挤出大量时间学习英语、传染病学和微生物学。1980年，10元钱再加上助学金就够一学期伙食费的年代，高福借180元买了录音机，只为学好英语。最终，1983年他如愿考入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将专业方向调整为微生物学与动物传染病学。
1991年，高福获得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攻生物化学专业。1994年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卡尔加里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在牛津大学任教。1997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以封面文章形式正式发表了高福的研究成果——免疫学中两个最基础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模式，目前，该项成果已被多数研究生的免疫学教科书收录。
2004年，高福学成归来，被问及为何放弃安逸的生活举家回国，他说理由很简单：“父母需要我，国家也需要我。”回国后，无论是禽流感病毒的溯源和传播机制，还是埃博拉病毒的演化和遗传多样性，还是新冠病毒的防控和疫苗研究，高福都作出了突出成绩，实现了中国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上的自主可控。
2014年3月，一场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为中心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疫情迅速在西非大陆蔓延，并在8月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政府决定派出公共卫生专家组赴非洲疫情发生地区开展技术支持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应世界卫生组织号召，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的高福负责组建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赶赴非洲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此外，高福将带着我国自主研发检测试剂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移动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车（移动BSL-3实验室）首次走出国门。
“我同意你们做出（实验）的结果。我们的结论就是四阳一阴！我对这个结果负责！”高福把自己关进办公室，认真核对实验数据，坚定不移地支持中方的检测结果，而上述五份样本此前均被样本提供方标记为阳性。
移动BSL-3实验室在塞拉利昂正式使用前，要经受世界卫生组织网络实验室的考核，若结果出现任何问题，这只千辛万苦运来的“独立方舱”将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中国的国际援助能力也将被质疑。
高福代表中方将检测结果通报给了样本提供方——南非驻塞拉利昂的拉卡实验室，对方实验室谨慎回应称：“查询原始记录后，确认与中方检测结果一致”，中国移动BSL-3实验室顺利通过大考。中方研制的PCR试剂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络实验室测试有效，灵敏度高，特异性好。
直至高福带领首批检测队回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累计收治留观病例274例、检测血液样本达1635份，占塞拉利昂全国检测量的四分之一。
在带领检测队开展检测、建立留观中心，与国际援助组织、当地政府建立沟通等紧张的一线工作结束后，高福回到实验室继续带领团队研究埃博拉病毒的感染原理。2016年1月，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高福团队的文章《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吞体受体NPC1的分子机制》，该研究率先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的机制。最终该成果为学界认识、防控埃博拉病毒提供了新的方向。
高福提倡科研贵在“顶天立地”，科研人员要做与国家需求匹配与世界前沿的“顶天”的研究，也要解决国民经济主战场需要的“立地”的问题。他回国后即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搭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团队，该团队累计发表SCI论文500多篇，近十年来在《Cell》《Nature》《Science》《Lancet》和《NEJM》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均有重要论文发表，实现学术大满贯。
高福院士近期照片，受访者供图。
从兽医学学生“逆袭”成多国院士：人是时代产物，要学会动态调整
新京报：你是1979年参加高考的，当时有不少受时代影响的大龄考生，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也或多或少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你当时是如何应对的?对青年学子有什么建议？
高福：我是1979年考的大学，是恢复高考后第三年参加高考的“新三届”，之前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停止了高考。赶上动荡年代，我能考上（大学）已经相当幸运了。由于家庭影响，我报考的专业都是建筑、机械制造等，最终却被录取到山西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并不是最初想学的。再加上山西农业大学是当时刚由大寨农学院和山西农学院合并而来的，很多同学（因为这些原因）不好好学习，我却调整好心态，一直努力。
今年的学子们赶上了新冠疫情，大家会受到它的影响。但我们是时代的产物，要跟上时代步伐，也要学会面对现实。当前，你的奋斗目标是高考，就先把高考的任务完成，选择合适的大学，让自己有提升的机会。高考只是人生选择的一小部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现在的学校、专业是什么，都要认真、理性地对待。
新京报：没选到心仪的学校和专业，但你通过攻读硕士重新选择方向，转到了相对合适的专业。现在不少学子只要不能去心仪的学校或专业，就去复读，从你的经验看，是该复读还是后续调整？
高福：从我的经历看，只要大学能录取，建议大家还是先上一下，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大家都知道，动态是最稳定的状态，如果把它静下来，其实是不稳定的。从这个角度讲，一边上大学一边调整，比再回去复读，重新考大学、考研究生，我认为对心理健康更有好处。
新京报：你是如何与不那么心仪的专业、学校和解？又是如何完成从兽医专业，向现在从事的微生物和传染病方向转换的？
高福：我父亲是做木匠的，加上应县以木塔闻名，作为一个中学生，在没有其他专业影响的情况下，我见到的都是建筑、机械、制造相关的（内容），所以更准确地说，当时我是不了解被录取的（兽医）专业的。但改革开放初期，能考上大学很幸运了，山西农业大学又是当时山西省唯一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我就去读了，并且提前调整了心态。
我的建议是，第一，不管你高考落到什么样的学校，赶快做心理调整，调整好后，就能主动适应环境了。第二，你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总会有一个接口，让专业和爱好产生连接，就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
比如我学的专业，包括动物疾病的部分，动物疾病里又包括传染病，传染病很多是由病毒、细菌引起的，我当时对这个细分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大学期间有很多业余时间，我在完成老师布置的课业且取得较好成绩的前提下，留出时间研究自己喜欢的内容，从大学一年级后期、大学二年级就开始读微生物、病原、病毒相关的书籍。最后通过读研、读博，成功转向了现在的研究方向。那么，就有了第三点建议，大家要认真学习、多读书，不断扩充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信心，这样即使有1200万应届毕业生一起找工作，你也能脱颖而出。
新京报：听过一个你早年英语基础不好，“众筹”买录音机的趣事，能否讲讲你是如何练就一口流利外语的？
高福：我当年认为，不管是听老师讲课，还是自学，大部分课程我都可以学好，唯一学不好的一门课就是英语。我的英语老师非常谦虚，初次见面就介绍说，“我原来是学俄语的，分配后才转教英语。”他的英语发音会带有俄语的颤音，一般人模仿不来。因此我决心买一台录音机，自己练习发音。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家都管录音机叫“半头砖”，因为体积非常大，也比较贵。而我的家庭条件不足以让我买录音机，也就没和家里说，同学、亲戚、老乡，每个人借给我一点钱，最终买下了一台。我一直很感激，一路走来，帮助过我的人。
很多人买录音机是用来听音乐、唱歌、跳舞，但我只用来学英语。我知道英语是我未来学习、工作上的障碍，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我十八岁才开始认真学，最初连背26个字母都会漏掉一两个。但现在在同辈人里，我的英语算不错的，他们都说我“英语发音比普通话标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难，每个个体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可能也不同，但每个人都要想清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再想一想解决问题的路径，但只要你绝对地想干成一件事，就一定能实现。
新京报：相当于这台录音机帮你打开了英语世界的窗户，而英语帮你打开了世界的窗户，后来才会有一系列出国深造的机会？
高福：我是通过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的公派留学机会，出国读的博士，很感谢当时的领导、老师把机会给我，但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那个年代去英语国家留学，需要参加英语水平考试（EPT），我连续考了三次，最后一次远超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标准。后面还考了托福和雅思，我的成绩也不错，雅思8分，英国所有大学都能申请。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掏左兜，我有国家公派留学的英语成绩；掏右兜，我有托福、雅思成绩，不管去英国还是美国，都不会因为英语‘卡壳’。”
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说，“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刚才也提了，个体努力的重要性。年轻人唯一能掌控的就是自己，机会来了，你能做成，再给你增加事，你不怕辛苦，又做成了，这样不断地超越预期、超越自我，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新京报：你家里一共考出了九个博士、两个硕士，其中还有一个院士，能分享一下教育方法？
高福：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没有怎么上过学，他们没有机会学习，就鼓励全家人学习，虽然经济条件困难，但六个孩子无论男女，上学时候“一个都不能少”。父母亲在潜移默化中形成鼓励大家学习的氛围，我现在见到亲戚、朋友、学生，都会问，“读书了没？”、“重要的学术文献看了没？”
高福院士（右二）的大学时代，受访者供图。
高福院士的大学时代，受访者供图。
埃博拉和新冠疫情的“逆行者”：别人认为我在吃苦，其实我很享受
新京报：你曾经在牛津、哈佛求学，后又在牛津大学担任讲师、博导，为何会毅然选择回国发展？
高福：当时是全球化最旺盛的时代，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等各种关系都在紧密相融。所以，我认为不管在哪里做科研，都是为全人类服务，因为科学是无国界的，研究地点就不重要了。
当然，那个时候，中国也最需要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研究，这正是我的专业。而且SARS、禽流感等在国内发生，对我而言，是非常好的研究基地，同时，也综合考虑了家庭、父母的原因，于是在SARS发生的第二年（2004年），决定回国。
回国后，党和国家对我委以重任，我也做了好多事情，有科学的事情，技术的事情，也有更全面的管理的事务，对我而言，回国工作比留在国外更好。
新京报：都说医生是“最美逆行者”，你研究新发、突发流行病，更是在埃博拉病毒和新冠疫情，都冲锋在前，曾经遇到过最危险、最艰难的情况是什么？如何克服的？
高福：大家都问你怎么去西非抗击埃博拉？作为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我是搞传染病的，是搞实验室的，当时需要一个懂实验室的领导去，那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我研究的就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出现什么样的病毒，我去研究也很正常，有时候我们在实验室研究，有时候我们到现场研究，比如2020年1月初我也去了武汉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这些工作都是应该做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我选择的职业，而且真到非常辛苦的时候，也会有学生来帮我，跟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相比，已经好多了。真正辛苦的是基层一线的同志，包括大家说的“大白”，他们穿着防护服要待很长时间。但既然大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热爱这份职业，我们都是在完成本职工作。
但我更希望大家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旦你喜欢上这份工作，那么别人认为是在吃苦时候，其实你是享受的。我是研究病毒的，到一线看看病毒是怎么回事；我是研究流行病防控的，到前线看看能不能防、怎么防，这也是一种享受。
人的一生，拿到了什么并不重要，过去拿工资还可以看看厚度，现在可能就是银行卡里的一个数字。而住大房子，如果本身并不享受它，也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喜欢把问题想得简单一点，反而自己“乐呵呵”地活得挺好。
新京报：对于工作，你必须上一线，但对于个人，新发、突发传染病更多是未知的风险，你或者你的家人，是否恐惧过？
高福：从事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恐惧）已经没有了。首先，因为我们知道怎么防护。我也借这个机会，呼吁大家快把疫苗打起来，全球的真实数据告诉我们，疫苗在防重症、防死亡上效果非常好，当然可能在防感染、防传播、防发病上，现在打了一些折扣。
第二，当你享受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不认为它很危险。我研究的是新发、突发传染病，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所以病毒来了，我反而很有兴趣，想知道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不去想所谓的“危险”。再退一万步讲，人有生就有死，你去享受每一天、每个过程，不把结果看得很重要时，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新京报：以你名字发表的SCI有500余篇，在这相对浮躁的当代是非常难得的，是如何静下心来专心科研的？
高福：不能用SCI的论文数量，或院士头衔来定义做科研这件事，“脑袋里有没有知识”才是最重要的。我也有过困惑的时候，早期也有学知识记不住的时候，但经过调整，逐渐走到了这一步。
有人说，我们科研工作者发表的很多文章，被后来者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发表论文、观点时被假象蒙蔽了。事实上，“科学求异”，大部分的实验或者成果是存在偏差、错误的，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具有科研领悟力——去伪存真的能力，还有勇于舍弃的能力。
如果科研工作者，经过反复实验后推翻假象，那就是作出了贡献；而如果无意中发表了错误的研究成果，也是可以被原谅的，这是科学发现的必经之路；但如果不舍得放弃错误的成果，故意发布，也是学术造假的一种。所以，科研工作者不光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也要解决“卡脑子”的问题，及时去除头脑里的迷雾（Brain Fog）。
其实，大家的集体行为塑造了社会环境，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自己不浮躁，恐怕社会上的浮躁现象也就没有了。我们每个人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会自律，同时也要学会去伪存真，去除头脑里的迷雾。
如何打好新冠防控“持久战”：打疫苗，配合防疫，防止信息“流行病”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新冠病毒每个月会有几个碱基发生变化，相对比它本来拥有的3万多个碱基是比较少的，但从武汉疫情到现在已经两年有余，之前研究的疫苗对不断变化的病毒的保护效力是否会减弱？
高福：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在研发疫苗的过程中，病毒就变了，病毒和人类的关系就是猫鼠游戏。理论上讲，猫是可以消灭老鼠的，但它没有，而人类有没有消灭过病毒？人类把天花病毒、牛瘟病毒消灭了；但也有病毒比人类还厉害的，比如艾滋病毒、结核病毒都没有消灭，还天天“骚扰”着我们；人类也有控制得很好的病毒，比如乙肝、小儿麻痹。
回到新冠病毒，现在奥密克戎来了，我们一开始研究的疫苗，确实在防感染、防传播上打了折扣，但还是有用的，大家应该先打起来。现在全球的科研机构都在加紧研究、思考这个病毒为什么会这样，但还有好多未知的问题回答不了。
记得2019年有记者问我：“会不会出现SARS？”我说，病毒到处都是，随时都会出现类似SARS的，但不会出现“SARS事件”。“SARS事件”就是这个病毒出现三个月了，还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但新冠病毒出现不到一周，就搞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有了科学武器。
历史上，我们只知道人类征服了几次瘟疫，但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新冠病毒长什么样，有哪些变异。今天我们的防疫策略一直在动态调整，全球的（防疫策略）都在动态调整，是因为我们仍在认知病毒的道路上，也仍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思考，最后再对自己的防疫策略进行调整。
新京报：在你看来，我国在从2019年底到现在的防控策略是怎样动态变化的？
高福：我们国家过去两年总体的策略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2020年4月8日，武汉疫情被彻底控制，到5月初又有几例阳性。从那以后，中国本土就没有新冠病毒了，一直都是境外输入进来的，飞机、陆路口岸等。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本土没有，外边进来的也要压下去——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我们今天还在坚持这个原则，同时我们还在思考，也在一步步调整，今天的防疫政策和武汉当时的防疫政策就是不一样的，大家的心态也不像2020年初那么压抑了。
面对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就是三层方案.第一层，要科学为基础，我们要坚持不断地向科学要答案。第二层，公众理解、公众参与、公众基础非常重要，公众不理解，就多了好多额外的措施。第三层，强力的行政政策，我们国家强力的行政决策，赢得了两年时间。
这两年时间让公众有心理准备；让我们有药物准备，包括中医药、一些进口的西药、我们自己的西药，排着队研究；全民打疫苗，我们现在是全球疫苗覆盖率最广的国家。所以通过这种策略，让我们赢得了时间。
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疫苗，关键是能不能打下去。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强调，重点人群、老年人群赶快把疫苗打起来，因为老年人是最易感的人群，全球真实世界的数据告诉我们，重症、死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而且是集中在未进行免疫接种的老年人群，这并不是实验室数据。
新京报：你刚刚以“持久战”来评论新冠防控，但经历了两年多的防控，可能很多民众都比较疲惫了，这场“持久战”于个人、于国家应该怎样准备？
高福：第一，赶快把疫苗、把加强针打起来。第二，依托各种防控措施，一起把防疫工作做起来。第三，不信谣、不传谣，每个人都要提升信息甄别能力，防止信息“流行病”传播。
新京报：有很多读者想请教，我们打了加强针，还要不要打第四针、第五针？
高福：因为人类第一次遭遇新冠病毒，大家一开始判断打两针、三针，抗体会持续很长时间，现在看来，抗体衰减速度很快，要不要打第四针、第五针，我觉得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比如流感，我们每年都要打疫苗，人类虽然努力了，但没拿到广谱的流感疫苗。现在，我们希望能研制出广谱的新冠疫苗，但现在还没有，还是给科研人员留点时间。
高福给青年学子的手写寄语。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高福，1961年出生于山西省应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
1983年、1986年、1995年先后在山西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牛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相继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