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访谈】丁仲礼校长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严苑轩（人民网）
创建于 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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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国务院公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如何贯彻落实《方案》精神，切实推动“双一流”建设？11月23日，人民网发布了对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院士的访谈内容，现转载如下。

一、科教融合对于建设一流大学有何意义？

科研与教学是一流大学的一体两面。凡是一流大学都有很强的科研实力，或者叫做知识创造能力，同时新的知识又被快速传递给学生，使学生在知识的前沿学习和思考，从而完成一流教学之使命。

二、中国科学院大学在科教融合方面有哪些经验、做法？

国科大同中科院的各研究所实行“共有、共治、共享”体制，研究生培养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科教融合是必然的选择。国科大的大部分学院都是由研究所来承办的，比如物理科学学院，由我院物理所牵头，联合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工程热物理所、力学所、国家天文台等单位共建。同时，学院之下的各个教研室都建在我院研究实力最强的实验室中，这些实验室大都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或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教研室主任在教学体系建设和教师遴选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学校还要求大部分课程都应由本学科中最出色的专家来主持，从而保证我们的教学内容是足够前沿的，同培养研究生如何做好研究这一目标紧密结合。

三、您觉得什么样的大学和学科有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之列？您赞成象“985”、“211”一样圈定名单吗？

我先回答后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每个大学都应该“坚持特色、追求一流”，因此上级“圈定”尽管可以集中大量资源，局部快速见效，但同时会伤害一大批有志于通过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而追求一流的大学与教育工作者，学生进入非“圈定”大学也很可能会形成“我不是好学生”的自我心理暗示，因此对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弊大于利。我个人更希望在建设“双一流”过程中，政府与社会要更注重激励各个大学追求卓越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建设。

至于认定一流大学，国际上有一些不同的标准，不外乎科研成绩、研究经费、办学经费、国际化程度、杰出校友数量、社会捐赠数额等。其实说到底，最为关键的评价指标应该是创新能力，包括科技创新能力、思想创新能力、艺术创新能力以及这些创新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体现一所大学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学校的毕业生上，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四、我国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由来已久，这次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有哪些新意？

目前看到的还在“纲领性文件”层面，尚未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要列举“新意”似乎为时尚早。

五、当前我国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现状如何？差距主要在哪？

首先，我是乐观派，我的乐观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认知。我国真正下力气投入科研、投入大学建设是从南斯拉夫大使馆挨炸后开始的，之前也就是个“饿不死”状态。这十几年来，我国大学的进步、学科的发展是巨大的，也可以说是惊人的。可能目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不会多，但我坚信二十年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我这个认知会得到广泛认同。我总的认为，我们的一些学科已经在一流行列，少数大学，如北大、清华、中科大等应该已经是或者非常接近于世界一流。当然，我们的差距还是有的，最大的差距或许就在底蕴上，即缺少“百年老店”的底蕴，也就是说，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努力，尽管看到了成效，但真正结出硕果还得假以时日，毕竟办大学同种庄稼不同，种庄稼每季有收获，办大学则会有一个滞后效应。所以，国人应该有耐心。

六、在“双一流”建设中，如何破解阻碍我国高校发展的体制问题？

体制是个大箩筐，反正一有问题都可以往体制里装，其实体制没有绝对的好坏，任何体制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否则的话，体制一改，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吧？当然，我国教育管理体制还是有不少需要改革的，大家谈得很多的一点是政府不宜管得太细、太具体。举个研究生招生的例子，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研究生招生数量是政府分配的，这个分配同就业市场的需求是脱钩的，同科研项目也是脱钩的。所谓研究生培养，说到底就是要培养其做科研的能力，那就应该让科研任务重的导师多带研究生，让学生在实战中学习、提高，同时更好地完成这些科研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读研阶段的主体收入应该来自科研经费。而现在每个研究生都有戴帽子下去的人头经费，没有科研任务的导师也可以带研究生，“空占”大量招生指标。我们现在的做法显然同国际不接轨，但做出将研究生招生的自主权下放到培养单位、由科研经费和就业市场来调节，政府做好事后评估、建好退出机制这样的改革，如没有最高层下决心，是不易推行的。

除一些体制障碍外，我们的一些观念也不利于一流大学建设。在科研上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评价体系，如重数量不重质量等等。其实评价体系并不是“上面”压下来的，更多的是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一句话，大家都这么做的。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习惯于早早地把年轻人在专业上“定位”，在中学阶段就文理分科，到大学后，定下什么专业就很难改变，把文理兼修、尊重兴趣等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要诀”统统置之不顾。

过去我们的大学只有本科，因此从专业人才培养的角度看，每个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必须学习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这三大类课程，这无可非议。但自从有了研究生培养阶段之后，本科阶段理应实行通识教育，把公共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作为重点，把专业方向课放到研究生阶段，以保证本科生能打下厚实的基础，同时有更多的时间进修人文类、社科类、艺术类等课程，参与社团活动，真正落实素质教学。而现在的大部分大学，本科通识教育只停留在口号阶段，恨不得马上培养出专业人才的心态还非常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