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崔鹏院士，是在周六的下午，那时他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大厅等候崔鹏院士的时候，保安告诉我们，他一点半才出去吃午饭，而下午两点多又要上班。
从事科研几十年，他一直都是个“拼命三郎”。
即便如此，作为新晋院士，他认为，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好。
即便是采访完，他还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真实”，他说：“虽然我们的工作会经常遇到一些危险，但这个不要多提，显得太矫情。”
不断求索 厚积而薄发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崔鹏顺利考上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继续读研、科研、读博再到海外深造。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泥石流方面的专家，也是首个山地灾害领域的院士。一路走来，他的成功之路看似按部就班，但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不曾马虎过。把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正是印证了他常常提到的一个词——积累。
本科时代，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崔鹏聆听了中科院山地所唐邦兴老师的一场学术报告，被其所讲内容深深吸引。为此，他毅然报考了唐老师的研究生。“大学时对于专业问题还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是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总不断发生，总需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比较实际，而我正好听到他们这样一场报告，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我就决定报考这个专业。”那以后，崔鹏便和中科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及泥石流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崔鹏说，他本科的专业是地理，只学到一点点描述性的泥石流相关知识，而研究泥石流往往需要综合性的知识储备。不论是研究生攻读期间还是毕业留所工作后，崔鹏都时常感觉自己知识不足。那时候，中科院还没有开办集中教学，如何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呢？在老师的帮助下，崔鹏先后进入成都理工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学习基础知识。在成都理工大学，崔鹏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地质课程只对本科生开设，研究生攻读并不计入学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选课学习：“因为工作需要，修学分是次要的，毕竟补充自己的知识结构是最重要的。”
硕士毕业后，崔鹏留在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依旧感觉需要不断补充知识，但又考虑到西部建设工作的需要，他选择了在职读博。谈到这里，他特别感谢研究所的老师和同事：“所里对我很好，考试前不给我安排太多事情，把时间充分留给我。”
1994年，崔鹏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在英国伦敦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做博士后研究，获得了宝贵的人生经历。崔鹏说，在美国参与的虽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基金项目，其团队却能把这个项目做得足够深入。而在英国，他的合作导师主持一个资金高达几千万英镑的大项目。这是个很活跃的团队，涉及了多个国家的大学、研究所和一百多位科学家。该项目负责人是个非常有活力的科学家，很多事情亲历亲为，有时学生有程序完不成，他甚至亲自帮着编写。所以，从程序编制到公式推导，从项目总体设计再到协调不同科学家的工作，他都游刃有余，显示出全面的工作能力。对比两种迥异的经历，崔鹏说：“我从英美这两个团队学到不同的东西。从美国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把一个小的科学问题做深入的研究方法；而在英国学习工作的经历使我认识到如何把科学认识凝练提升，形成凝聚较大团队攻关的重大项目，学到他们如何组织协调一个团队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协力工作。”
减灾防灾 坐好“冷板凳”
在大众眼里，灾害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领域。做灾害专业常常要出野外，几十年来，每次出现大的灾害险情，崔鹏都要和团队成员尽快前去科考，获取第一手资料，开展各种研究，为灾害防治提供专业意见，为后期的理论研究积累第一手数据。在国内，崔鹏及其团队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
野外的工作环境往往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为此，崔鹏一直把团队人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预防危险是很重要的责任，不只自己，一起的还有学生，其他团队成员，作为课题负责人责任很重大。长期以来，我们只能更加小心，准备得也更加细致。每次出差前我们都要仔细讨论，准备好相关资料和仪器，尽量缩短在野外停留的时间，把野外工作的效率提高。在野外要变得更加敏锐，采数据要注意安全期，比如下午三四点会吹山谷风，山上碎石比较多，这时候就不要再停留了，下雨的时候不要去沟里。总之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有不安全信号就立刻撤离。”
崔鹏说：“我们做的山地灾害是个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不能只写论文。国家真正遇到问题了我们拿不出解决办法，这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认识过程机理的基础上，还要不断研发一些减灾防灾的方法技术，还要不断地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验证。而有些方法在验证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就为理论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基础研究的新进展又进一步支撑方法和技术的不断改进。就是不断地进行‘理论——技术方法——应用验证’这样的螺旋式循环，使得学科发展和国家减灾工作协同发展。我们科学院的研究还是侧重于理论，因为只有理论研究好了才会在技术方法上有独到的东西。也就是基础理论扎实了，技术创新才有动力。”
几十年来，崔鹏见证了我国灾害研究的行情变化。他说，这几十年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就比较重视减灾，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成果。但是当时的条件没这么好，从事相关工作的单位也比较少。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减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00年后，政府、社会和科学界都非常重视，国家的支持强度提高，对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为人才培养也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以前减灾只是个行业，现在可以说是个产业，参与的单位和公司都多了起来。崔鹏说：“新一届的政府非常关注民生问题，对我们的学科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出现的灾情要做好救灾工作，没出现的也要做好预防工作。下一步要更多关注灾害的预测、预防和管理。”
总结多年工作经验，崔鹏说：“这么多年工作下来，我们发现科学的积累很重要，什么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汶川地震等震惊全球的灾害事件中，我们科学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得到政府、社会和学术层面上的认可，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科学院按照学科布局，即使在没有项目或者项目很少时也能够坚持学科的方向，能稳住基本队伍，这样就会有不断的积累，才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这样国家有需要时能够形成一个突击队冲上去，不仅能冲上去，而且还能把山头拿下来。做科研不要怕坐冷板凳，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坚持把它做下去。”
作为科学家，崔鹏一直都强调社会责任感，他认为科学家的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知识的认识、知识的创造与分享方面，原来没有这样的认识，你提出这样的认识就是贡献；另一方面就是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解决国家的问题。在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能做好就是成功的。”
做人做学问 责任感最重要
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崔鹏一直强调着导师的重要性，因为好的老师能从最重要的思路上给予点拨。“我的硕士导师唐老师有丰富的野外经验，基本知识功底也很扎实，关于泥石流的一些基本功我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关君蔚院士是崔鹏的博士生导师，“作为水土保持的创始者，关君蔚老师成立了国家第一个水土保持专业。他对前瞻性的把握很好，善于把科学问题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解决科学问题的同时解决国家需求，这对于我们资源环境专业的学生来说受益匪浅。”
崔鹏坦言，他对学生一直要求很严格：“学生阶段尤其是研究生阶段对人生很重要，像我年轻的时候就从我的老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老师，我现在也很难做到今天这样。所以希望学生在校几年能够多学并学到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不仅仅是发几篇文章，而是获得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崔鹏还说：“我希望学生要养成好的个人修养，从日常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做起，要互相帮助，有团队协作精神，多关心集体，最重要的是责任心。做科学研究、追求真理没有责任心是不行的。”
在崔鹏的课题组每周都会有例会供大家交流，“不管人员多少，总有人组织管理，让学生学会管理，这也是对一件事负责任。大家可以把经验、困难分享。只要我在所里，就一定参加。比如答辩、预答辩材料我都会帮他们先看一看。”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崔鹏还注重学生的想法，他说：“我从学生那里也学到很多，学生也有好的想法，对自己启发很大。”
在谈到大多优质生的热门首选专业都是金融、计算机行业，而诸如灾害研究这类“冷门”专业报考人很少，崔鹏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作为年轻人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没必要强求，不能要求所有人喜欢我们的行业。但毕竟总会有一部分人喜欢我们领域的工作。希望学生能够在自己喜欢的方向上发展，这样才会全身心投入，把事情做好。”崔鹏认为除了兴趣爱好，责任感更为重要：“做科研更重要的是要有崇尚科学的精神，有强烈的责任感。有些人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专业和职业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并非自己所喜好的，人都是可塑的，只要在他的领域不断地努力，把自己的身心投入进去，也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崔鹏院士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又采访了他的学生孔应德。孔应德说，在研究生阶段，崔老师对他影响很大。“严谨、勤奋是崔老师在治学方面给我的最深印象。老师的严谨和勤奋在山地所是出了名的，对于文章中的每个字句，甚至标点符号，都会细细推敲，认真审查。说起勤奋，如果说山地所里最勤奋的老师是谁，那无疑是崔老师了。一年中，只要没有出差，晚上，老师的办公室基本都是亮的。所里的保安都说，在山地所，几乎每天下班最晚的是崔老师。”对于崔鹏院士常年如一日的坚持刻苦，孔应德解释道，崔老师对科研，对工作，不是什么目标激励了他，而是一种爱好，一种对知识的热爱。“一个人不管身处何地，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踏实，勤奋，待人真诚。只有付出，才有收获。”孔应德告诉记者，这是他从崔鹏老师身上学到的最大收获。
(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