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生于1969年的他，在32岁时便获得了200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之后，他又先后荣获中科院第九届杰出青年奖和第十届中国杰出青年科技奖。去年，在生物通（www.ebiotrade.com）和多家网站及科研机构合作举办的评选活动中，徐星又入选了“2012年度生命科学十大风云人物”。在很多古生物爱好者眼中，徐星是偶像明星般的存在。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就能找到很多他的“粉丝”。
近日，记者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的办公室专访了他。乍见徐星，他简约休闲的穿着和举手投足间显示出的干练十分符合人们对“野外工作者”的想象。而他近于“惜字如金”的谈吐，也体现出几分科学家的严谨气质。
把握时代赋予的机会
谈到自己为何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便取得较大的成绩，谦逊的徐星更乐于从客观条件说起。“我们这代人很幸运，赶上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大环境。从90年代开始，中国在古生物学方面开始有了一系列的发现，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他进一步解释道，“那时，正好是中国的‘带羽毛的恐龙’开始被发现的时期。而‘带羽毛的恐龙’这些年来一直是国际上一个非常热点的课题。1997年，我们所一位叫张弥曼的院士牵头了一个辽西‘热河生物群’的研究。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就是让年轻人，而非资深人员来担纲这个大项目的主力。这个举动对我们整个研究所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是我，我的很多同事也都受益于这个项目。”
“人们常说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开放，事实上，科学的发展也得益于开放。对我们这一代搞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最幸运的还是互联网的开通和国家的开放。我印象很深的是，互联网开放之前，我们要找一个参考文献都很困难。有的时候，你掌握了一门学科的参考文献，你在中国就掌握了学科的发展方向。这在当时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科研工作者跟国外沟通交流的机会和渠道都非常少。新的研究方法、思路和手段你都得不到。”好在互联网的开放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全新的契机，而徐星敏锐地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当时北京只有一两个商业的互联网提供商。我们就自己花钱去找这些公司申请互联网服务，通过电话上网，有了电子邮件后，就可以和国外迅速地沟通，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很大的优势。那时候工资收入很低，经济并不富裕，像我们这样肯自己掏腰包上网的人非常少。”
“大环境给了你这样的机会，而我们这些人就是把握住了机会。”徐星如此的总结着实令人深思。
年轻人要少计较，多做事
对今天的青年学子，徐星也给出了一些忠告：“年轻人不要总想着马上就要做出很多的成绩，这是急功近利的。”“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要太斤斤计较。很直白地说，我做研究就是从打水扫地做起的。我刚来实验室的时候，给我的导师、周围的老师做了很多很杂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总是想着要尽快写文章、发文章，觉得做了一点工作就要有所得，但是我认为这种心态对年轻人是不利的。只有不断地做很多工作，你才能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你才能成长。如果斤斤计较的话，你会把很多的路都堵死。”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一些导师常常会感叹今天的学生已经不再像他们当年求学时那样勤奋专注了。对此，徐星的态度显得很开明：“毕竟社会在变，不同年代的人的生活观念当然不会一样。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工作几乎就是唯一的享受。但是现在的学生能够享受的东西很多，他可能会觉得生活比事业更重要。比如，现在社会把只注重工作却没有情调的人视作很落伍的人，而一个人要想有情调，那是要花时间、花心思的。”
然而，“科研就是时间堆出来的”。年轻人追求多元化人生必然导致他们投入在科研上的时间大大减少。“现在年轻人的优点是他们非常聪明、知识面很广。但也正因如此，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把一件事情了解得很透彻，能够在一个领域坚持下去的人也比较少。”
徐星很宽容地把这种现象解读为“过去的人相对单纯一点，现在的人要更丰富一些”。但是，如何让这种“丰富”成为科研工作的助力而非干扰，想必是值得现在青年学子思索的问题吧。
多元社会更应各安其位
我们的社会看起来是越来越多姿多彩了，但徐星却认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表象下，人们对“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却越来越单一了。
“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应该提倡多元化，真正地去尊重每一个行业里做得好的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但是现在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们把对不同职业的评判标准都归结到很窄的一两点上面了，比如金钱、官职。这样就导致很多人急功近利，一味地求财、求官。”徐星为此感到很遗憾，他说，“社会应当还很多事物以本来面目。用科学成果的标准来衡量科研工作者，用治病救人的标准来衡量医生，让人凭自己的职业成就来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当被问到自己能否超脱于这种“为名忙，为利忙”的时代弊病时，徐星说：“人生在世，不可能一点不在乎物质的满足。但如果你真的热爱你的事业，就会从中得到一种很纯粹的乐趣。那么，至少你一天中会有三五个小时的快乐让你暂时忘却那些世俗的欲望。”
年轻人要给自己机会
让记者出乎意料的是，徐星最开始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上中学的时候，徐星对物理非常着迷，但阴差阳错，他上大学时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那时，在上大学以前连恐龙都没听说过的小伙子，根本就没料到自己的一生将与古生物结下不解之缘。
“我在大学，学了四年都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为了留在北京，徐星在大学毕业那年还是搭了保送读研的顺风车，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继续念古生物学。在最初的两年里，徐星一直都对这个专业“不大感冒”。这期间，他自学过经济学、软件设计等，有些是出于兴趣，有些也不过是为了找工作、赚钱。“这和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也没什么差别吧？”徐星自嘲道。
到了读研最后一年，徐星不得不直面毕业和做论文的压力，这才开始潜下心来做这个行业。他本人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他慢慢发现，自己对专业开始感兴趣了。
回首这段有些戏剧化的经历，徐星说：“人应该有这么一种精神，即便我不喜欢这件事，但是要做，就要全身心投入地做好它。有些年轻人刚到一个工作单位，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份工作，就吊儿郎当的。这样很不好。哪怕你以后不做这份工作，这段经历对你也会很重要。可是大部分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
“人要找到自己既喜欢又擅长的事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踏踏实实地做过一段时间，你怎么敢说自己喜不喜欢、擅不擅长呢？”这就是徐星想对那些因为不喜欢自己专业而陷入迷茫的研究生说的话。
野外惊魂方显英雄本色
身为古生物学家的徐星，常常需要深入荒僻的野外采集标本和地质数据。他与同行们考察范围从新疆、内蒙古的沙漠地区一直延伸到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及山东。有时几十个人就在戈壁上搭帐篷露营，一呆就是一两个月，条件非常艰苦。有时候工作地点离最近的水源地有200多公里，饮用水需要从外面运进来。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工作的时候，徐星和他的同事有时要在超过45℃的高温下，冒着烈日、风沙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此外，各种蚊虫毒蛇，甚至狼之类的野兽也威胁着他们的安全。
除了自然环境险恶外，交通也是一个大问题。有一次，他们的考察车从大山上冲下来时，发现刹车管被颠断了。更为严重的一次，连方向盘也断了。“我亲眼看到过一个队员被飞起的铁块击穿了手掌，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有的同伴还出现过‘沙漠综合症’，半夜里突然惊醒，爬起来就要离开。”徐星谈起这些时，表情和语气都很平静，倒是让记者听得心惊肉跳。
创作科普承担社会责任
写作能力出众的徐星写过一系列科普读物。例如，《未亡的恐龙》曾经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科普好书，《飞向蓝天的恐龙》入选小学语文精读课文。“古生物学是科普性很强的专业，写科普读物是我们比较直接地回报社会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们的责任。”徐星如是说。
徐星写作的科普读物主要是面向青少年的。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热爱科学的大学生、中学生有所帮助：“好的科普，能对科学有兴趣的年轻人传达一些信息，比如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怎么做的，以及科学哲学的概念。”
从对科普的解读出发，徐星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科学和科研的理解：“目前我们国家很多人对科学的理解还是很落后的，有的人会把科学当作宗教。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认为科学就是真理，是不变的。但事实上，科学研究是最善于变化的，没有变化就没有进步。具体的科学，由具体的人在做。这些人构成一个群体，有着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语言，彼此之间有着交流和沟通。因而科学研究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主观的，科学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脱离人群而存在的客观真理。”
每个人能把握的只是自己
在徐星的办公室里，笔者看到了一幅被妥善地挂在墙上的铅笔画。画面上是一只威风凛凛的霸王龙，虽然画风稚拙，但却满溢童趣。纸张的边角处还用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的字写道：“送给科学家徐星叔叔。”这是徐星一次做科普讲座时，一个崇拜他的小朋友送给他的。谈到这些时，徐星的笑容亲切而温暖，与初见时的“冷峻”印象大相径庭。这才是记者眼中的徐星，“冷面科学家”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粹炽热的心。
在采访结束时，徐星对正值大好青春的国科大学子致以真挚地告诫：“现在的社会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当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困难。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好有坏，每个人能把握的只是自己。作为年轻人，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做好，才可能有更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