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邹左军的那天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当记者撑着伞匆匆赶到约定的地点时，看到邹左军早已等候在那里了。面对记者的道歉，他笑道：“不是你们来晚了，而是我来早了。”简单的一句话，缓解了记者的紧张和歉疚，也让记者对这位从中科院走出的企业家心生几分钦敬。
邹左军是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强生物）的董事长。他于1988年从中科院生态中心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他和八位博士共同创办企业，终于有了今天蓬勃发展的九强生物。今年，九强生物已连续第八年登上“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中小企业TOP100排行榜”。
设计自己的人生
浏览邹左军的简历，你会发现，他在本科生、硕士、博士生三个阶段，先后攻读了三个跨度非常大的专业：化工机械、自动化控制和生态学。采访过程中，记者才知道，这份特别的简历背后，有一段颇为曲折的故事。
1977年，沉寂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邹左军是当年全国570万考生中的一名。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的他，由于成绩略低，只好接受调剂，被改派到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开始了化工机械专业的学习。哪知，开学才一个月，他就听说北京的高校扩招了，很多分数还不及自己的学生也能进清华，一种不甘心的情绪让他立志更加发奋图强。
邹左军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受家庭的影响，那时的他一心想读自动化专业，因而希望通过考研来实现这个梦想。大一下学期时，又一件事情“刺激”到了他：“刚到第二个学期，校园里有些同学已经不戴白校徽了，换上了红校徽，因为人家已经考上了研究生。”原来，按当时的规定，大一新生是可以考研的。那一年，他们学校有四五个学生直接跳过大学阶段去读研究生了，这让邹左军十分羡慕。于是，邹左军开始坚持旁听自动化专业的课程，两个专业一起学，两份作业一起做。攒足了劲，想在大二这年就考取研究生。
然而，命运再一次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第二年，政策又作出了调整，本科生只有到大四快要毕业时才能考研。失望归失望，不过这些小波折只是延迟了理想的实现而已，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生，算是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梦。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流行一句口号：‘自己设计自己’，说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回忆起自己追梦过程中付出的努力，邹左军颇为感慨地说道。
通往更高理想的道路
说起人生中的三个阶段，邹左军评论道：“读大学我是被选择的，考研究生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读生态学的博士却是一个理性思维之下的选择。”当被问及为什么决定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读生态学时，他继续说道：“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寻求名师的点拨，‘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做研究就是要跟着国内最好的导师去做。另一方面，那时我们都在想能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情。对于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希望我们能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其注入科学的内涵。”邹左军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我国的资源环境与人口，这是一个系统的生态学研究，同时也和当时的国情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有比较紧密的联系。
从化工机械到自动化，再到生态学专业，这是一条追求更高理想的道路。 “机械非常具象，机器每一个部件的尺寸、加工材料，都要考虑；自动化需要你有系统思路和优化概念，考验的是运筹规划的能力；生态学则更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学科的学习经历，也让邹左军的素质得以全面提高，使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更广阔，解决问题的思路更清晰。
中科院是一个公平的平台
在采访邹左军的过程中，“选择”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走进中科院研究生院，也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首先，中科院研究生院是我们国家的最高学府。另外，这里是个相对公平的地方，如果考其他大学的研究生，每个学校有自己的交流体系，有一定的延续性，那么本校的子弟兵当然是有一定优势的。而中科院研究生院就不同了，这里人人平等，学生不仅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而且还能得到众多名师的指点，这一点和大学是不一样的。”在那个年代，中科院的院士更是吸引着莘莘学子来到这方沃土求学。“那时候他们叫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们很多都是从中科院走出来的。这些大师不仅仅教你具体的知识，而且亲身聆听他们的教诲，收获肯定更不一样。”
在中科院研究生院，通过与老师和同学的相处，无论是学问还是做人，邹左军都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提起当年的求学经历，他特别感慨：“在这里有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听他们的课，除了具体内容之外，更多的是感受到大家的风度，他们谦逊做人、严谨做事的态度。”“具体怎么解一道题不重要，考多少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里学到了做人做事的态度。”
从老师们的身上，让同学们也了解到科研的道路是非常艰辛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态度严谨，持之以恒。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结果，它背后有着大量的辛苦工作。
谈起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读书时印象最深刻的老师，邹左军不假思索：“李佩老师！”他接着说道：“我们那一代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很敬佩李佩老师。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谨，如果考试差一两分不及格，那就是不能通过，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同时他还提到了另一位老师——当时做学生管理工作的孙景才老师，“那时他管的学生有两千多，他能叫出其中任何一个学生的名字，知道你是从哪儿考来的，可见他对工作的热爱与用心”。他在研究生院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导师，有一位导师掌握二十多门外语，才学令人惊叹。他感慨地说：“遇到好导师很难得，希望你们能够珍惜。”
“两段式”教育：学好，干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培养方式是第一年在北京集中进行理论学习，后两年在研究所跟随导师在科研中学习。邹左军这样评价“两段式”教育：“我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这两个阶段，一是学习基础课程，二是跟着导师做科研。两种环境分别对应两段任务，结果就是学生学能学得好、干能干得好。别的地方做不到这样，结果就是学不像学的样子，干也没有干的样子。”
邹左军也是从“两段式”教育模式中走过来的，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谈起了如何“学好”这个问题。“很多人学不好，是因为他们总是在‘被学习’，被动地应付学习。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学习动力来自内心的话，学好完全不是问题。”邹左军可不是死读书的人，当时他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不仅忙着课外活动，还在外语教研室打工，研一生活多姿多彩。
人生道路，选择是关键
很多人认为，来中科院研究生院读书，那就是奔着当科学家去的。可是邹左军不这么认为：“现在社会发展到大学教育已经普及，研究生教育也成了一个基本教育，如果想要做一番事业，从主流的社会发展来看，研究生教育背景是必须的，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来中科院读一个硕士就一定要走学术的道路。”
事实上，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学生就业方向可以更加多样化，因为他们的数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更强。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如果能成为一名老师，我会觉得无上光荣，因为培养的学生将来可能成为很多领域的大师。做一个企业家也很好，不说实业救国，起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能照顾应该照顾的人。但是一定不能糊里糊涂，一会儿想干这个，一会儿想干那个。要选准自己的方向”。“中科院出来的不一定都是工程师、科研人员，在硕士阶段，去做什么完全看能力、兴趣和对价值观的把握。”
博士毕业后，邹左军选择了创业。用他的话讲就是“我想为知识分子争一口气”。在那个年代，虽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仍没有经济地位。在邹左军读博士的时候，一个月仅有95块钱的补助，当时他已经成家，这些钱明显不够养家糊口，“我们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争一口气”。因此，他和另外八名博士创立了九强，九强的企业文化是：“老九自强，养家尽孝是我们的义务。九洲繁荣，富民强国是我们的责任。以九为尊，永争第一是我们的精神。九强久强，基业常青是我们的追求。”养家、尽孝、报国报民，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追求，邹左军做到了。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