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就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第一章标题，它反映了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在工作中的重要性的高度认识。分析毛泽东早期革命的实践经历，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何如此看重“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一生展现了他纯粹的乐观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革命情怀——“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欲与天公试比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畅快淋漓的词句恰证此论。对于这一认识，研究毛泽东的人不会否认。我以为，仔细分析毛泽东的一生，还会发现有一条清晰的、素描般的行动主义、实践主义的思想路线图盘桓在指导他革命的脑海中。他是行动主义者，实践主义者，调查研究始终是他战胜敌人，赢得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
行动主义者毛泽东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这应该是毛泽东一生神奇、一生革命的开始。
毛泽东来京的目的主要是赴法勤工俭学，也可以进北大读书。一同来的罗章龙考进了北大预科，其他人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都去了法国。而毛泽东既没上北大，也未赴法，这到底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似乎谁也说不清，于是我辈夙愿考北大、留西洋未果而抱憾终生的人，面对北大人、“海龟”，便不无自嘲地说：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要得益于毛泽东既没上北大，也没有赴法留学，加上他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理论，群众路线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我们猜想，毛泽东见识了北大。他真的可能得出结论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抑或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是湖南的湘学士风。湘学士风的核心是“经世致用”，表现在思想层面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先做起来，而不是崇尚玄学，空谈。所以毛泽东要先做。外国的经我知道一点，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我必须在中国。毛泽东自湖南一师中专毕业前就广交朋友，展现了他团结人，领导人的能力，也许他此刻就相信：你们——我的朋友，外国的经你们去学吧，将来你们回来为我所用，实际上，后来的结果就是如此！蔡和森等人对毛泽东的帮助就是很好的例证。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了湖南，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是反抗过父亲的，但他对母亲十分敬重。另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他要实践他北大一行的收获——他要寻求救中国的路。这里有三点可以断想：（1）他胸怀大志，要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中；（2）他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中国；（3）他是个行动者、实践者。有人认为这未免太高看年轻时的毛泽东了吧！其实毛泽东已并不年轻，湖南一师毕业他已26岁。我们来看看他回湖南做的事，就能理解他是胸怀大志的。
回湖南落脚是他的同学周世钊帮他找了一份小学教员的差事，因为他要生存。5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一道响应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改组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他担任了《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成为他最初革命的行动、实践阵地。1920年初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湖南自治运动”，到1920年的11月，这次运动失败，毛泽东开始坐下来冷静思考。被失败的实践击醒的毛泽东在与留法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中说明自己赞同革命的原因是：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提出：新民学会要向着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方向走。这就是毛泽东通过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
1920年8月陈独秀让毛泽东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开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他急匆匆赶回湖南，一直到1923年1月，毛泽东这位行动者、实践者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学外语（我没有查到他是学俄语？英语？法语？），估计是党的一大会议上“高级知识分子”对他的刺激。第二件事是仍然需要一份职业。他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创业；第一次是1920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做的两件事：（1）是把眼睛转向俄国，劝何叔衡留学俄国，准备组织“留俄队”；（2）是创办文化书社，是经商的，而且还是股份制。第三件事就是实践马列主义——学习俄国革命——组织工人运动。包括两次到安源，指派李立三、刘少奇到安源工作，组织安源路矿罢工。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在许多同志热心搞工人运动时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基础。他是实践过列宁主义的俄国革命方式的，实践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农民运动考察积淀一生思想的光辉
1924年1月，毛泽东参与改组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地位比蒋介石还高。此年的12月，因积劳成疾，他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并没有什么作为，事实如此吗？不是。否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不会在1925年12月写就。从时间节点上看，此时正是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运动考察的开始。借机回家养病的时期，他开展了近一年的调查研究，结合前期革命的实践结果分析，研究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伟大结论。之所以说是伟大结论，是因为从那时起，毛泽东成为国共两党中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一认识始终指导着从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大段的革命过程，也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最原始“科研”基础。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特别是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共产党人逐渐被排除出国民政府，毛泽东不能再担任国民政府的代理宣传部长了，被派担任国民党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这对毛泽东来说应该是又一次天赐良机。从1926年中到1927年3月，毛泽东通过实地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第一次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看到了他说：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讲十四件要做的大事时写到：“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必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的朦胧开始。
事实上，从1924年12月他离开上海回湖南老家养病，到1927年3月之间，毛泽东并没有赋闲在家，而是进行乡村考察，创办夜校，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发展中共党员等等实践活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完成的“科研成果”。
调查研究的经典案例
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科研成果”是通过调查研究产出的，它就是《兴国调查》。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的前言中这样写到：“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这段前言基本阐述清楚了《兴国调查》的重要意义、方法和“技术路线”。从1929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三次到兴国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加之他从1924年至1928年期间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完成了他对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中国农民革命（土地革命）的“科研积淀”。1930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期间，请了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
座谈会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开农民座谈会的形式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一开始，毛泽东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给大家发烟倒水，拉家常；当时正好赶上过中秋节，毛泽东还买了些吃的东西招待大家。毛泽东一边请大家磕瓜子，吃花生，品香茶，一边聊天。在了解了座谈对象的姓名、年龄、职务、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家中田地山林和欠不欠债等问题后，开始了他“设计好了的”提问。
在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做了统计。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
1931年元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这一成果为当时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找到了理论依据，提供了“科学支撑”。同时也发展了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和思想。
调查研究是制胜的武器
毛泽东是一位彻底的行动主义者，实践主义者。30年代，毛泽东还进行过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均撰有报告。可以说，他革命的一生中，至少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这段时间里，一直用调查研究、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的方法及其所得科学结论与党内“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甚至“官僚主义”做着殊死斗争。他始终把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为战胜敌人，赢得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调查研究也是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一切工作中技术路线的出发点，是科学决策和开拓创新的唯一基础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锐不可当，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工作步入了新世纪，迈进了新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比以往面对的问题头绪更复杂、参数更多样、数据更海量、轨迹更多变；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包括研究生在内，都肩负着迎接新挑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历史重任。有困难吗？有。可以解决吗？可以。怎么解决？从哪里开始入手呢？从调查研究开始。
(作者系研究生院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