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文化保守派还是思想启蒙者
■ 李 锐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正式决定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国作为协约战胜国集团在和会上的包括关税自由等合法权利全部没有得到合理解决。
5月3日下午7点，北京大学学生集中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揭之于众，以鼓学生士气，是时气氛紧张，会场学生当即决定于次日发起示威运动。
5月4日，北京13校3000多名学生集中到天安门广场，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请愿。当时正值星期天放假，学生们就直奔赵家胡同曹汝霖住宅。运动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签订“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曹汝霖、现任公使章宗祥、“二十一条”签订时的驻日本公使、币制局局长陆宗舆。
由北京学生点燃的青年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天津、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学生响应，罢课以示威。上海学生发动上海商界罢市，“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工人也发动罢工，形成三罢。这便是中国近代史有名的“五四事件”。我们一般概念将“五四事件”等同于“五四运动”，这有失妥当，“五四运动”应该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了当天学生们发起的爱国运动，还指的是在“五四事件”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文化的革新运动，各派启蒙知识分子涌现在中国历史革新的大舞台。我们对于鲁迅、胡适、李大钊等人在五四运动中的佳绩如数家珍，但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的认识却十分模糊。原因大致有二点：一梁启超是以维新派鼓吹“戊戌变法”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相对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而言，被视为保守的保皇派；二梁启超出游欧洲著成的《欧游心影录》中的思想被部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理解为保守的，把梁启超归于“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倡导者对立起来，比如美国学者李文森认为：“欧战后的梁启超情感压倒了理智，故由恋慕西方文化转归传统”。那么，梁公在“五四运动”中究竟有何作为，我们不妨先回到历史的海洋中畅游一番，再对其下一个结论。
巴黎谈判 热情救国
1919年，世界大战结束，主要参战国齐聚巴黎，举行和会，讨论战后的国际政治问题。此间，辞去公职退出政坛的梁启超正在巴黎。1918年，欧战结束后，梁启超便自筹4万元，由政府提供6万元，决定隐退政坛，赴欧游学。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指出了出游的目的：“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为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 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一战期间，国内军阀政治制度移植失败，内部军阀派系斗争盘根错节，政治腐败，对外政策妥协无力，当时总统 “黎菩萨”黎元洪优柔寡断，生怕国务总理段祺瑞会借参战之机扩大自己的权利，对中国参战摇摆不定。梁启超倒是一直态度明确，极力主张参加协约国作战。
梁启超赴巴黎，著成《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并翻译成英法文字在巴黎散发。文中，他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要求：中国收回德在山东的特权；取消中日间的密约；修正关税；取消庚子赔款；各国放弃在华特权等。他指出“这些条款对于中国民族的自由发展，对于世界永久和平的确立都将产生巨大影响”。梁启超出行巴黎，意图如著述中提出“向世界舆论申诉，尽国民责任”，并非简单的参观学习，本质上梁在巴黎期间成为中国在和会的民间代表团，对中国官方形成声援，给外国舆论造成压力。他遍访英、美、法、日公使，劝说各国在对华问题上做出让步，修改对华的不平等条款，努力争取欧美等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他特别把希望放在了携“十四点原则”，率1200人代表团而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与总统见面。针对日本在和会上以对德国作战有所牺牲为借口占据山东，梁启超3月9号在巴黎《时报》发表文章：“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回中国,日本不能藉口有所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梁启超态度坚决，有力驳斥日本的强盗逻辑。
梁启超一方面积极游说和会参与方，取得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与国内舆论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将和会的进展报告国内。3月11日，他将段祺瑞政府1918年9月与日私订密约，致使中国代表在山东主权交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致电国内外交委员汪大燮、林长民等，要求采取补救行动，取消密约，“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在接到电报后，江、林等人联合张春骞、王宠惠、熊希龄等人成立中国外交协会，声援中国外交。4月5日，国民外交协会致电梁启超，高度评价梁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表示“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忱，为外交当轴之后盾。”并邀请梁启超为协会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力争山东主权。
4月24日，国内收到梁启超的一封电报，“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梁启超倡议发起拒签合约运动。国内方面，林长民接到电报以后，完成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4月30日，和会方面确认将山东权利交予日方。5月2日，《晨报》头条位置刊发林长民文的文章，“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激发起全国爱国情绪，4日北京城内就发生了文章伊始提及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梁启超对发起学生运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拒签合约运动”也是从他口中提出的。1920年回国后的梁启超，还致电徐世昌，请求其释放学生，并于5月4日，在《晨报》撰文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它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思想界呈活气。”并称五四运动为“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梁启超支持国民运动，并非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欧游归国 思想自省
广义的“五四”运动不应当只是理解为一场学生爱国运动，而是应该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一场新思想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广泛兴起了各种“主义”，成为热情知识分子企图寻找救国强国的理论支柱。合作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社会思潮加上社会实现源源不断在现实的土壤上生根发芽，不论结果如何，其思想的启蒙性是不用质疑的。梁启超在欧游回国后，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新文化运动最鲜明的两面旗帜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梁启超欧洲出行之前，本就是对民主有着极大的热忱，欧洲之行后，此热情不但未减，还愈燃愈烈。他曾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促进了国人的两大自觉：一是民族精神的自觉，二是民主精神的自觉。中国要建立现代社会，教育首先需教国人做人，学做现代人，过德谟克拉西生活。所谓现代人，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德谟克拉西精神。缺乏此种精神，不仅现代的社会与团体无法建立，便连个人也决定活不成。今日中国最大的危险在此。”可见，梁启超对于“德先生”的重视，并指出国人近几年的好现象就是德谟克拉西信仰渐渐注入到青年学生脑中。1920年后梁启超支持联省自治运动，鼓吹分权主义的宪政思想，便是其把民主哲学信仰植根于政治实践的又一个很好的例证。
对“赛先生”的态度，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观点往往被造成误解，这是他被人诟病于文化保守派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书中写到：“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起从前3000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 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描述了一幅“科学万能论在欧洲破产的”图景，被胡适称为“妖言惑众”。思想界集体认为，梁启超走向了一条拥抱传统否定科学的道路。这种理解是对梁启超思想的曲解，他在书中自己明确对这段话有解释（在自注里），写到自己“绝对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并希望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梁启超在书中谈到科学时还指出：“科学万能论虽告破产，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的范围内继续进步”，他在演讲中也视科学精神为救国的唯一一剂良药。梁启超对于西方思想的理性质疑受到了当时欧洲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纠葛引发了欧洲对于纯理性的批判。梁启超对于科学的认识实则是较之过去有着更为深刻的一面，是带有自省性和批判色彩的。1926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大夫为其做错了手术，梁启超担心引来公众对医疗科学的质疑，他于1926 年6月4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和协和医院》一文，称自己的病“比未受手术以前的确好了许多”，以行动为科学辩护，视梁启超为“反科学”的领头羊，思想的守旧派，与梁思想内涵大相径庭，对梁公不公矣！
更何况，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白话文完成写作，是近代史上一部精彩的白话文作品，梁启超既然为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又为何以白话为文，分明是以行动来支持“新文学”。梁启超还和胡适探讨新诗的写作，鼓励青年写新诗。他在《欧游心影录》专门一章论及思想解放，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迅速投入到工学社和讲学社的建立中。公学社从事资助学生留学、出版等工作，其中翻译出版新书成就非常可观，《公学社丛书》分时代、科学、经济、哲学等共17种。最先推出的是《公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1920年出了第一本陈溥贤译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丛书涵盖内容广泛，从唯心论到无政府主义都有书籍介绍。纵使梁启超对于共产主义没有很多热情，但共学社依然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介绍到国内，思想自由开放性可见一斑。讲学社目的是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计划每年请一位，先后聘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其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影响最为显著。梁启超从实际行动支持文化启蒙运动，史事胜多，就此不做赘述。
公正待梁公
历史的真相终会在发掘中被揭露，梁公对中国近代意义重大，评鉴梁公千万不能先入为主，更忌讳的是对“经典著述”的论点盲目崇拜。客观来说，梁启超在其思想上确实有其暧昧不明、含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的边缘徘徊，但把其打入五四运动中的落后保守阵营显然是不尊重历史的，笔者认为，五四期间梁公仍然是中国的“启蒙思想家”。看待历史需要我们怀着一颗公正、客观的心。
（作者系中科院研究生院记者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