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DNA 科技是CPU——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

  • 温超 (2014年以后的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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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科大中关村园区西侧,坐落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综合科研大楼,通透的玻璃沐浴着阳光,熠熠生辉。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年轻的学子、稳重的长者、不时出现的外国友人在大楼内穿行不息。何曾想到,在这平静祥和的画面之下,却有激荡人心的波澜涌动——高性能计算机曙光系列、国产自主知识产权CPU“龙芯”,乃至联想集团的前身——这些国人的骄傲,全都诞生于此,这个已有56年历史的计算技术研究所。从教学到科研再到产业,计算所的硕果累累,记者趁专访的良机,走近计算所,走近计算所前任所长李国杰院士,倾听其背后的故事。

冲破透明“玻璃屋”

见到李国杰院士之前,记者先与计算所的师生进行了深入地交谈。可以感觉到,他的言传身教已渗透在研究所的方方面面,代代传承的价值观、信念、处事方式等构成了计算所特有的“文化”。以“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为核心的价值观,引领了科研和教学前行的道路。“李老师特别能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待问题”,计算所研究生部主任李琳是这样认为的。

计算所在进行招生或入学教育时,都会向学生们讲述“玻璃屋子”的故事。在曙光机问世之前,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八十年代中期研制的计算机,每秒运算速度仅1000万次,远远低于美国七十年代每秒运算2.5亿次的产品。为了封锁和限制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厂商将售出的计算机安装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屋子”里,不准中国人入内,所有的维护工作都必须经美国专家之手。随着曙光系列的出现和不断升级,技术垄断的“玻璃屋子”被冲破了,中国的信息化进程得以加速,外国产品的价格也随之大幅降低。因此,李国杰曾再三强调,不管是做科学研究,还是培养学生,都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思考,以期为国家重大产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爱国主义教育的细节在计算所内随处可见:一走进龙芯团队的会议室,就可以看到鲜艳的国旗和党旗高高悬挂,上书一行红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龙芯课题组”,前方鲜花环绕之中的是毛泽东的塑像;办公室里,不少座位旁边的墙上贴着“我是党员”的红色小条,清晰可见;位于八层的龙芯实验室内,“自主决定命运创新成就未来”显眼地贴在龙芯商标的正下方……李国杰2002级的硕博连读生、现为计算所网络研究中心教师的孙毅还清楚记得李老师的叮嘱:“不要只埋头读书,应该多看看报,了解国情。”

一体化的“产学研”

谈及怎样才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生”,李国杰认为并无单一固定模式的人才。他用“金字塔”和“树枝”打比方,不应像前者那样,最尖端的才算人才,而应如后者,“到处发芽、长枝、生叶”,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到最好即可。计算所人才的“养成”,自然离不开“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

比如,记者发现,“讨论班”这个词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计算所师生的言谈之中。不同于工作或进度汇报,计算所的讨论班侧重于学术交流。讨论班分享的内容,既可以是自己研究领域的国内外进展,又可以是事先精选的几个主题,甚至是阅读文献时的感想,都是大家学习探讨的对象。李国杰的在读博士范灵俊颇为感动地告诉记者:“虽然李老师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只要我们开口邀约,李老师都会列席讨论会。”在每次的讨论会上,李国杰凭借自己几十年的丰富经验,悉心指导学生。

陈明宇是李国杰94级的学生,现在在计算所从事研究工作。作为最早接触“李老师讨论班”的那批学生之一,陈明宇回忆起李国杰举办讨论班的初衷:“除了手头上的科研项目,博士生应该通过定期的讨论来开阔眼界。”至今,李国杰的讨论班已经坚持了十余年,而他的学生们成为老师后,也将“讨论班”这一传统在计算所里发扬光大。

如何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是李国杰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成为国科大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之后,他更加期待中科院能有越来越多“以教学为主”的教师。这是一套不同于以学术水平、科研成果、产业应用等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李国杰认为,教书育人同样可以视为中科院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当然,研究生的培养不同于本科的课堂教学,需要在科研中进行。计算所的学生可以接触到国家最前沿的科研项目,863、973等很多重大项目中一线的工作都是由研究生推进和完成的。计算所创造的科研大环境,让身处其中的学子飞速成长。以范灵俊为例,他认为,在计算所做项目的成就感是“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他的付出包含在这些国家前沿项目的成果里面。完成技术的储备变得次要,解决复杂问题带来的信心提升,让他面对新的问题时不会畏惧。

如何有效地把科研和教学关联起来,做到“科教融合”?李国杰介绍说,他的一名学生原本被派到哈佛大学交流学习,但半年后这位学生就选择回国了,原因很简单——“哈佛大学并不比计算所好”,研究的限制多、内容单调。虽是一家之言,但足以看出国内一流的科研院所对学子的吸引力已大为提升。

现在为计算所网络数据中心的研究人员刘悦是李国杰2000级学生,她颇为自豪地说:“为什么企业都争相要计算所的学生,很简单,因为我们关注的东西是和企业同步的,学生不用培训就能直接上岗!”“有时候,我们的研究甚至更具有前瞻性。”范灵俊补充道。

从课堂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李国杰说的“顶天立地”就是计算所几十年耕耘的最好注脚。所谓“顶天”,是指计算所的“研究方向”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技术上,都要和国际前沿看齐;而“立地”,则是指研究应该完成转化,应用到实处,推动产业进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只纯粹科研,或只顾赚钱都过于片面。”李琳这样解释道。

关心学子暖人心

无须将目光放在院士、董事长、理事长等诸多头衔与盛名之上,也无须上升到在他的领导之下、计算所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日常生活中的李国杰就拥有足够令人信服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为计算所师生心中的榜样。

在刘悦眼里,李国杰不像一个“官儿”,“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一位亲切的老师”。李琳介绍,李国杰对教育总是亲力亲为,学生有问题找他,他从不会以“有事忙”或“找我助手”来推脱。导师培训这种关系到学生培养的事情,他年年挤出时间来参加。有时候实在事务缠身,他会征求李琳的意见:“两个小时的培训我只参加前一个小时,后面还有一个别的会要参加,行不行?”面对李国杰如此谦逊的态度,李琳忙不迭地回答:“您能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孙毅清楚记得,初来北京读书时正好碰上北京非典闹得最凶的时候,人心惶惶、自顾不暇。那时他并未正式入所,正在玉泉路园区进行第一年的集中教学,和自己的导师李国杰基本没有交流。可是有一天,他却收到了导师的邮件,内容不长,只是嘱咐他和同级的同学,一定要照顾、保护好自己,减少外出。但这封邮件对于被封闭在校园内的他们来说,不啻于寒冬里突然扑面而至的一阵和煦春风。受李国杰影响,现已是导师的孙毅诚恳地说道:“如果我看出自己的学生遇到了困难,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刘悦也同样记得自己刚到计算所时,人生地不熟,但远在深圳出差的李国杰却记挂着这届刚招的两个博士,专门打电话给秘书安排领饭票的事。看似微小的举动,让手捧着两个星期饭票的刘悦,第一次产生了对计算所真真切切的归属感。

不久前,李国杰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通知,要他做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李国杰说,再三推托之后,他想了想,最后还是接受了。因为对于这项职责,他还真是有很多想法。

李国杰有很多满意的学生。主持了曙光1000以后,他的学生孙凝晖带头组织继续做高性能计算机研发。每次评国家奖,孙凝晖都是排第一,曙光4000开始获奖人员中就没有李国杰的名字了。对此,李国杰说:“我能有这样出色的学生,我觉得挺高兴的。我对于‘人才’的定义也没有单一的要求,只要在他喜欢的领域能够做得漂亮,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我就感到非常满意了。”

虽然他知道学生们以后走向外企、国企的人数不少,但李国杰希望还是有更多的人去高校,或者去科研单位。在他看来,教育就像是DNA,“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他希望中科院的这种精神能如同基因一样得到传递。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