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所谓的80后，似乎是比较特殊的一代。当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学不要钱，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小学不要钱。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发现已经买不起房子。大学的时候，我们满怀憧憬地看了《奋斗》，当我们迷茫的时候，我们看了《我的青春谁做主》，就当我们即将豁然开朗的时候，一部《蜗居》把我们全拍死了。绝望中，我们看了《2012》，顿时淡定了，买什么房子啊，迟早要塌的。这只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缩影。但是无论时代怎么改变，作为青年学生的我们，身上始终肩负着三重身份，即学生身份、公民身份以及精英身份。
我们第一个身份是学生。我们在座的都是硕士、博士，在学生这个职业中，已经算是老资格了。于我本人，掐指一算，如果不算经常跟同桌小女孩抢苹果吃的幼儿园，我已经做了17年的学生了。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责。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军人的职责是保卫安全，那么，我们学生的职责就是天天学习，好好向上，对我们研究生来说，就是做好科研工作。在研究生期间，我们是有可能做出比较大的成绩的。上周四研究生院举办的院士大讲堂主讲人郭雷院士，是我们数学院的院长。他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就在国际上首次证明了一种算法的收敛性，此成果目前仍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可能是社会外部的影响，可能是年龄增长的关系，很多研究生开始着急，想早早成家，早早立业，早早成名。但是，我想说的是，黄忠六十跟刘备，川端康成七十打天下，姜子牙八十为丞相，佘太君百岁挂帅，孙悟空五百多岁西天取经，白素贞一千多岁下山谈恋爱。我们才二十几岁，着急什么呢？所以，现在的我们应该明确自己学生的身份，在导师的带领下，认真地做好科学研究工作。
我们除了学生身份，还有公民的身份，因为我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天下为公，人民最大。作为公民，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应该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同胞。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中跟美国公民讲，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为了支持祖国统一，我们也曾发誓，台湾一天不收回，我们一天不过六级。为了支持北京奥运，我们也曾走上街头，开展志愿者工作。我们在座的应该都还记得08年我们国家受到的一些伤害，奥运火炬传递在国外受到干扰，西藏发生暴力事件，台湾陈水扁蠢蠢欲动，一时间我们的国家处境极其困难。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都自发地在宿舍挂上了五星红旗，那场景我毕生难忘，那是我们从心底里表达对这个国家的爱。爱自己的同胞，也是公民身份的应有之意。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我们的政府反映迅速，在第一时间组织抗震救灾，党政军领导人也纷纷奔赴第一线。同胞受难，八方支援，祖国的人们纷纷伸出援手。在团结友爱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可爱和可敬。不管是汶川地震，西南干旱，还是现在的玉树地震，国人所表现出的公民意识让我感动。有一个叫程国荣的曾经流浪者，将六百块钱捐给了西南灾民。对了，他还有一个更为大家熟知的名字——犀利哥。犀利哥的善举更容易让我们动容。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同胞，是公民义不容辞的义务。
我想讲的第三个身份，就是我们具有的精英身份。有一点不同的是，学生证可以证明我们的学生身份，身份证可以证明我们的公民身份，似乎没有证件能证明我们的精英身份。正如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们的精英身份无需证明。我想讲一个人的故事来跟大家说明什么是精英意识。在法学界，一直有着关于死刑存废的问题，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在大陆，法学家邱兴隆先生主张立即废除死刑。其实，他自己做过民意测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一左右，大部分人主张保留死刑。很多人质疑他说，老百姓都不主张废除死刑，你为什么要违反民意。邱兴隆说，做事情要考虑民意，但不能只考虑民意，如果民意第一，我们都不用上大学，种田就行了，上大学就要培养精英意识，常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能想到。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精英意识。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开篇即写到：天下惟庸者无咎无誉。精英分子就应该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荣辱，眼光长远，高瞻远瞩。186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西华德，花720万美金从俄国手中买下阿拉斯加，当时山姆大叔家那些民众不乐意了，说西华德做了一件蠢事。西华德说，也许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子孙会因为买到这块地，而得到好处。我们不去看阿拉斯加的矿源能源，单看它的军事地位就知道买下阿拉斯加多么的明智。如果阿拉斯加还在俄罗斯手中，俄罗斯就不需要大规模地研制远程导弹，直接在阿拉斯加部署短程导弹就能打到华盛顿。精英分子就应该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敢于引导时代的潮流。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需要一群仰望天空的人，他们不只是注意自己的脚下。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我们肩负着学生、公民以及精英三重身份，应该经常仰望星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徐冬生，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院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