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委员：
今天，我们召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三届学位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我院的整个研究生教育工作，包括学位委员会的工作，对我们科学院非常重要。研究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科技和各行各业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来源，所以，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仅决定着科学院的未来，也决定着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决定着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进程。
科学院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有所扩大，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创造了具有科学院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是落实“三统一、四结合”办学方针，也就是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与科学院高水平的科研工作紧密结合的基本模式。提高研究生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质量，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必须不断前瞻，不断思索，不断完善我们的培养环境和相关制度。
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教授最近在《科学》上发表文章，主要是重新定义了科学教育。我这次在荷兰参加IAC会议，跟布鲁斯·艾伯茨教授进行了讨论，我建议他重新定义“创新教育”。因为无论是研究生教育，还是大学生教育，不完全都是科学教育（当然，布鲁斯·艾伯茨的概念可能也包括“技术”），应该还包括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教育。布鲁斯·艾伯茨认为，现在美国的科学教育只注意到教授学生新的知识，却忽视了科学教育其他几个方面的内涵，比如科学工作的方法、科学的精神、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在我们中国，这个问题可能还要更严重些。我们历来就有应试教育的传统，还有社会的原因、历史文化的原因等，比较重视知识灌输。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比较重视前沿知识的吸收，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践结合得比较紧密，正因为如此，才培养了研究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实验方法。所以，我们培养研究生相对于其他单位培养研究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是否就足够了；与科学研究的结合，或者说与研发工作的结合，是否就是人才培养实践的全部内容。因为实践并不仅仅是研究与发展，还有社会实践与管理实践；知识也不仅仅是科学与技术，还应该包括社会、经济、人文、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们要考虑自身不足的方面，特别是少数（也可能不完全是少数）的导师因为科研任务比较繁重，更多的是把研究生当成自己的助手，研究方向、研究题目大部分都是由导师指定，这样就至少削弱或影响了研究生科学思维的能力。就实验方法而言，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让研究生自己占用一个实验平台，或者是创造一种新的实验手段和方法，而往往是沿用已有的仪器设备。这种情况，在我院的研究生培养中大概占多少比重，我没有去调查研究，我估计至少是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或者还会更高一些。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同时要培养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学位委员会，更要研究科学教育或者创新教育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以不断提升我院研究生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水平与质量。
还应该认识到，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科技人才，不仅需要在科技领域或者创新领域进行业务能力的培养，还涉及到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等方面的教育。我认为，对研究生进行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而且要以德为先，这不是一句口号。但真正要落到实处，还需要合适的大环境。导师的言传身教当然是很重要的，而且影响非常大；研究所的氛围也是很重要的，研究生院的环境氛围也一样很重要。到目前为止，我院的学风相对比较好，诸如剽窃、造假或者是乱署名发表文章等等，案例相对比较少，就是因为我院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氛围，有科研道德的约束，有集体的约束，有一个比较好的文化底蕴。但是，也不时发生一些其它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工作要坚持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质量的导向；要认真地思考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工作要符合国情，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符合我国经济、社会或者人类文明发展对高科技人才的需要；要坚持许多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能够保证质量的，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好制度、好环境和好作风；同时改进那些不足的地方。当然，学位委员会主要是发挥评议监督作用，更多的要靠研究生院和各培养单位来开展这些工作。
我几次讲到，科学院“全院办校，系所结合”是一个很好的优势，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没有一个大学有我院这么大的导师群体，也没有一个大学有我院这么大规模、水平比较高、充满活力的研究项目与平台，这些都是提高我们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有利因素。但是，我认为只提“全院办校，系所结合”的优势还是不够的，因为其优势仅仅体现在科研活动与创新活动方面，还不能够代表整个社会实践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还要通过开办夏季学校、举行人文论坛等方式，并组织研究生积极参与某些重要的社会活动，以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研究生毕业以后，毕竟不全是到大学或研究所做教育或研究工作，即使有一部分是到大学或者研究所做教育、研究工作，也要为社会服务。我们更多的毕业生，是要进入企业、政府的管理层面或者其他的社会服务层面。这些方面的教育培养工作，与学位工作本身有联系，但更多的是需要研究生院在教育环境设计和改革方面加以考虑。
我们坚持“三统一、四结合”的模式，有利于保证质量，有利于充分发挥科学院整体的综合优势，有利于规范管理，但也不要绝对化。我认为统一有统一的好处，但是统一过多也往往会带来相应问题，会影响创造性，影响多样性的发展。因此，我认为目前的三级学位委员会要对各自的职责有所定位，上一级学位委员会要更多地尊重支持下一级学位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基础性的工作最终是由培养单位的学位委员会负责。建立有一定共性、有统一规范要求的制度是必要的；同时，也要留给基层创造的空间、发展的空间，要有不同层面的实践空间。因为现在学科已经很多，且各有不同，培养对象与导师的想法也是丰富多彩的；培养单位的地理分布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也都不完全一样，所以，我认为我们既要坚持“三统一、四结合”的模式，还要考虑支持多样性、支持创造性、支持不同的创新发展。总的原则，要培养德才兼备、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优秀人才。
我们在研究生教育中，创造了“两段式”的培养模式，这也是符合科学院特点的。我们成立研究生院并开展集中教学，除了研究生院的专职教师外，还聘请培养单位的优秀人才来讲授课程。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年里，集中讲授一些公共课程、基础性课程、前沿的讲座和跨学科的讲座，然后研究生再回到各培养单位从事研究和训练。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所多次反映，或者说有比较强烈的反映，认为“两段式”培养模式使得导师与研究生的早期接触推迟了一年。我认为，要认真研究，找到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如，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想法和做法，研究生院的某些或者比较多的学院，已经开始聘请有关的研究所所长或者学术带头人担任学院的行政或学术负责人，这是从组织上建立一种纽带。另外，在第一年集中教学的三个学期中，在夏季的短学期，研究生除了必要的探亲放假以外，可否尽量早点实现与导师接触。还有，在两段式的培养过程中，两个阶段教育可否适当的互相渗透，有的课程不一定非得全部安排在第一年，可以安排在第二年或第三年的夏季短学期，在这些短学期可以安排交叉性的课程、人文方面的课程，供学生选修。这样一来，研究生已经在培养单位，可以与研究工作更加紧密结合，还可以边研究实践、边学习。我认为，我们肯定要坚持“三统一、四结合”的模式，但又不能够僵化固化，还要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与发展要求，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最近正在积极努力地与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系，希望我院研究生规模有适度增长。因为科学院既是为国家培养未来的优秀人才，同时，研究生也是科学院研究力量的组成部分。根据不完全统计，我院75%以上的科研产出，包括论文、专利或者说重要的成果等，都是导师与研究生合作进行的。这可能还是低估了的统计。我估计，现在可能很难找到没有研究生参加的项目。保持一定数量的研究生队伍，对科学院保持创新活力，完成所承担的繁重的科研任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扩大研究生规模也是有难度的，因为博士研究生规模高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全社会关注的是质量问题；教育部也开始控制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发展的规模。我们努力争取，在今年、明年可能会有小步的进展。我们要把增长的招生名额配置好，真正配置到国家需要的学科方向，真正配置到研究生导师、研究力量、研究生培养条件等能够保证质量、有需求的地方，不要搞平均；同时，还要适当关注西部地区，还要适当向新建研究机构倾斜。要努力把名额的配置，同我们承担的重要科研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我院正在推进行的“1+10”创新基地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也还要支持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研究所的发展，这项工作需要研究生院进行统筹安排。
我认为，研究生培养的布局，首先要根据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学科的需求；其次，再考虑我们研究工作的需求；当然，也要考虑一定的地域分布。如果仅仅依据我们的科研需求进行研究生布局而忽视学科专业，就会影响到培养目标对国家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影响到研究生的就业以及研究生毕业后能否发挥作用。现在经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在研究生集体户口的落户随迁方面有了进展和突破，我院实行统一招生，在北京集中教学，回到各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户口随之也在研究所，这样有利于研究生就业和管理。
我们科学院不刻意追求数量和规模的发展，主要是强调质量的提高、整体结构的合理性、培养过程的创新。要保证提高研究生的质量，除了生源要好，导师要尽心尽力以外，重要的是还要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我们不一定完全简单照搬国外的质量保证制度，但是要有中期的检查。我们的研究生多数都是兼任RA的，所以，在论文阶段，是不是将RA的工作与研究生的开题准备相结合，建立起相应的考核评议制度。这项工作，主要应由培养单位来主导和实施，不一定要在学科群学位分委员会这个层面强求一律，各培养单位可以有不同的特色。研究生完成了核心研究工作后进入撰写论文阶段，导师对此也要有一个认可，要检查一下研究生是否需要发表文章、登记专利；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最后就是写论文，要保证论文质量。以上这些，都需要有比较完善的制度，要把我们的研究生质量，建立在制度保证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也不要对所有研究生的培养过程都进行划一，应该坚持因材施教，坚持因人制宜，应该坚持有不同的途径与创造。
我们科学院研究生质量的优劣，最终是由社会检验的，是通过实践检验的，不全是靠优秀博士论文的数量来衡量。当然，优秀博士论文是近期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不能把它看成是唯一的检验我们研究生质量的指标。能够达到国家或者院优秀博士论文水平的人，可能从事基础研究方面的更多一些。但是，这并不是说从事高技术研发人员的论文没有可能达到优秀博士论文的标准。一方面，因为涉密人员的论文被排除在优秀博士论文的申请之外；另一方面，从事高技术研发的人可能是做系统集成或大工程项目，这些研究生的论文处于没有评选优势之地，但不能说这些人才不优秀。所以，最后检验科学院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认为还是要过5年、过10年，甚至过20年之后，再回头来看我们培养的不同类型的人才（即三大类人才：一类是原始科学创新人才；一类是做可持续发展创新的基础与系统性研究的人才；还有一类是战略高技术创新人才），在历史上对国家、社会和世界科技创新所做出的真正能够说得清、道得明而且大家公认的贡献。总之，研究生的质量要靠社会和实践来检验，靠历史发展来检验。
中国科技大学办了短短的50年，现在它的规模也不大，但其重要的产出并不比那些历史长、规模大的学校少。当然，因为研究生的人数少，论文的数量可能没有别的学校那么多；但是中国科技大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有了自己的文化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研究生院涵盖面更宽，研究生数量比中国科技大学更多，理所当然，研究生院应该至少做得不亚于科大。虽然研究生院与科大的学位工作是分开进行的，还是需要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以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比较强调导师个人的作用。我认为，除了强调导师个人的作用以外，还要适当提升研究团队在培养研究生方面的作用。导师当然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负责人。但是，研究生的培养往往与研究团队和整体氛围是分不开的。我们科学院每一个导师指导的研究生一般还不是太多，导师还能顾得过来。大学中有的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我认为导师个人就很难顾得过来了。我们有些学科或者学科群，研究生的数量也不少，研究生培养工作在导师主导的情况下，还是要发挥研究团队的作用。现在，每一个科学都涉及Computing Science，导师可能更多地擅长实验类科学，不太擅长Computing Science。如果研究生有Computing Science的需求，导师就要鼓励和主动地安排有关的研究人员帮助研究生学习和拓展这方面的能力，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有的研究要靠先进仪器设备，而且先进的仪器层出不穷，也并不一定都是导师擅长的，所以也应该鼓励从事仪器研发的人员帮助研究生提高操作能力，或者鼓励我们的研究生开发新的仪器、设备。开发新的仪器、设备，不仅需要与其他的研究人员合作，也要跟研究所里面的有关技术人员合作。所以，提高研究生质量，要依靠导师，同时还要发挥科学院整体的作用，科学院是先进人才成长的沃土。总体上看，我们应鼓励研究生自主创新，鼓励研究生的多样发展，鼓励研究生积极主动地运用所内、院内的综合条件。这方面实际上做得还不太够，还有待加强。
现在很多大学提出了，要在15年、20年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科学院经过审慎考虑，没有笼统地提“世界一流”，而是提出了“四个一流”的具体目标。胡锦涛同志当年视察长春光机所时，提出了“四个一流”的要求。这“四个一流”的要求，更准确、更现实，更不容易走偏。从科学院的综合指标来看（当然，国际上类似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不是很多），研究生数量与发展的速度已居前列，但在质量上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差距还是明显的。我们也坚持不参加研究生院的排名，我们的研究生院是个特殊的研究生院，有100多个研究所支持。参加研究生院的排名，我们有一些指标遥遥领先，人家也不服气。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要做到国内、国际公认我们科学院的研究生是高质量的，是有特色的。这样，优秀生源自己就愿意报考研究生院。当然，大学因为本科生多，而且采取一些优秀生源的保护性政策；有的考生为了防止风险，就近报考自己学校的导师。我们要加强宣传，还要积极探索改革目前的考试遴选制度，把优秀的生源更多的吸引到研究生院来，把我们的培养模式搞得更加灵活，使研究生更加有主动性、选择性，对青年人更加有吸引力，同时可能还要结合着进行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研究生不仅在学习阶段能够参与重要的研究，而且，真正优秀的研究生毕业以后仍有机会成为科学院未来的有生力量。当然，要尽量地避免近亲繁殖，尽量地避免同一个研究组里几代同堂、同一个学术体系里几代同堂。近亲繁殖就会缺乏创造性，是不可取的。即使有短期获益，但是从长远来看肯定有问题。我们同类的相关学科本身也已经很多，毕业的优秀研究生有的可以相互交流，有的可以出去一段时间再回来做研究。
我们要真正让研究生院及其学位，不仅成为国内最好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公认是优秀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研究生就会受到国际的高级研究机构或者著名大学的欢迎；我们的研究生走上工作岗位，到大学、到企业，或者到其他的研究机构去，也能够比较快地成为骨干。实际上，最根本的检验标准，还是要靠历史评价，要靠实践评价，要靠社会评价，当然也包括国内国际学术界的评价。因此，我认为学位工作虽然只是研究生教育工作的一个方面，但学位工作要认真控制质量，也延伸到支持和指导办学。我们目前的各级学位委员会，要把工作做得更好，这对全院研究生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有利于科学院在国内培养研究生方面发挥先导和示范的作用。
（路甬祥，中科院院长、
中科院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