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康院士在学术界所取了骄人的成就，但更让人羡慕的是他在九十岁高龄仍焕发着无穷的活力。我一直想知道刘院士活力的源泉是什么，直到我与小洪山记者团的同学采访刘建康院士时，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爱。在刘院士的话语中，我充分感受到了他对科学、党和国家的那份爱、那份赤诚。他是一个懂得爱，更懂得如何去爱的科学家。
刘院士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国际权威魏斯曼的提出的种质学说正流行，尽管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个学说可能有误，但终究无人向这个理论发起挑战。而刘院士却勇敢的打响了捍卫真理的第一枪。我想这不仅仅是用一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能概括的，这还需要对科学极度热爱，执着追求。魏斯曼是德国人，因而当时关于种质学说的书籍是德文印刷。刘院士不会德文，为了更好地理解魏斯曼的实验论证，硬是努力学习德语并把原著译成英文，并从中发现魏斯曼观察方法不科学，最终用自己的实验证明种质学说的错误。
“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实；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这是刘院士的人生格言，但同时也是刘院士科学精神的真实写照，是刘院士热爱科学的完美诠释。
作为一名即将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我还不知道什么才是爱党的最高境界，怎样达到爱党的最高境界。但这个答案在我问刘院士一个与爱党没有太大关联的问题时找到了。
我问刘院士对80后的青年一代的期望是什么。刘院士只说了一句——“听党的话”。也正是在这一刻，我明白了这就是对党最诚挚的爱。爱党不仅是心中要时刻牢记着党的教诲，并把党的精神传递给共和国事业的接班人。刘院士出生于1917年，他经历了中华大地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亲身经历过共产党成长环境以及共产党成立之前的黑暗社会。见证共产党走过的艰难道路的人最有资格对共产党的功过是非予以论定，他对共产党的热爱最为诚挚。耄耋之年的刘院士，仍然关注着党的方针政策，十七大的内容也熟记于心。他相信党，就像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建立新中国一样，他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将新中国带入一个新的辉煌时代。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这句诗似乎就是为刘院士而写的。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待遇很低，而在国内外学术界已享有盛名的刘院士，毅然留在中国，为新中国服务。这正是一颗拳拳的爱国心让刘院士平衡了物质和精神的追求，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国内工作时，从鱼类生态到鱼类大规模养殖，再到东湖的水治理，刘院士真正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与实践相联系，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民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
如今，刘院士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关心着共和国建设的各个方面，真正的“一生长为国家忧”。他鼓励科研工作者不要只关注于科学本身，不要把自身限于纯科学研究，因为科研经费都是纳税人的钱，科研工作者有义务为纳税人服务。只有一个心怀天下的人，才能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才能把自己地所学积极的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刘院士还对我国被SCI收录期刊数量少这一情况表示了担忧，他认为研究生毕业要求发表SCI文章的政策，使我国杂志水平被压低；作为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有责任将自己的杂志水平提上去。
刘院士的爱是广博的，不是我这简单的三个点所能陈述。当一种爱，真正的纯洁无瑕，她便像一个钻石，虽然只有一份细小光线的照射也能折射出璀璨的光芒。刘院士的这份爱，也悄悄地感染着他周围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水生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优秀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与刘院士的谈话后，我的心中也有了一盏明灯。
（欧阳新星，中科院武汉教育基地小洪山记者团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