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篇
【场景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效力。然而,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斡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一天,他携妻儿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画外音】“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到达广州后,钱学森感慨万分。
回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钱学森说:“从1935年去美国,到1955年回国,我在美国整整20年。前三四年是学生,后十几年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夫人和孩子跑到天安门,向国旗鞠躬,说‘我回来了’——这些都让我们感到,他是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钱学森的同事、原航天部政治部主任马云涛由衷地说。
人们都说,由于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尽管为国家的国防科技工业和载人航天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钱学森本人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一贯反对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宠辱不惊的赤子,一生中却有过三次激动不已的经历。“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钱学森所说的“今年”,是指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可见,在钱学森的心目中,祖国与人民拥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
自从1955年离开美国后,钱学森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夫人蒋英这样评价钱学森。
领军篇
【场景二】1955年秋末冬初,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陈赓大将接见了钱学森。陈赓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
1956年4月12日,聂荣臻审改并签发了《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其中发展核武器成了重中之重。具体实施这一规划的重头人物、王牌科学家,就是钱学森。
5年后,钱学森的话变为了现实——1960年11月5日9时,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画外音】从此,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和航天事业的历史舞台上,钱学森开始了叱咤风云、无私奉献的一生。
“那时,钱学森的意见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据钱学森的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介绍,早在1955年至1956年,原苏联、美国的人造卫星并没有上天,洲际导弹技术在国外也没有突破,所以当时对于导弹究竟能不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防技术,一般人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他对制导技术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易于突破。钱学森的分析统一了大家对导弹问题的认识。所以,在‘两弹一星’问题上,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对于中央作出决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国家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这个建议在当时超前而大胆。同年,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就在新中国初步掌握导弹技术以后,苏联突然终止了援助。下一步怎么发展?这个问题摆在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面前。这时,钱学森按照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办法,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坚持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我国在1965年制订了《1965—1972年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这一计划后因‘文革’的干扰未能按时实现,但却规划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从‘中近程—中程—远程—洲际’的发展蓝图。”涂元季说。
作为一名高层技术领导人,钱学森在科技管理上花费了很多心血。据涂元季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各项事业的管理非常落后,观念比较陈旧;再加上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将正确的规章制度看成束缚人们积极性的“条条框框”予以“砸烂”,把发挥专家的作用斥之为“专家路线”予以批判——这与航天这样的高科技事业极不适应。“钱学森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于60年代初在五院曾多次讲解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并在报章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论述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强调要加强科学组织管理工作。他在五院倡导设立总设计师制度和总体设计部。他借鉴军队中参谋机构的经验,明确总体部的职责,得到聂老总的支持和赞同。他从抓计划协调技术应用开始,大力推行现代管理技术,并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系统工程的管理办法,十分有效。”
大师篇
【场景三】一次,钱学森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基地做导弹全程试验。他们发现,试射的导弹很可能达不到预定射程。这时,一分院的年轻人王永志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个迥异常规的设想——卸掉一部分燃料推进剂。钱学森认为,王永志说得有道理,年轻人不拘泥常规,正是思维活跃的表现,值得肯定。于是,他当场决定:“按王永志的建议办!”
【画外音】这次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日后,年轻人王永志担任了多个型号火箭的总设计师,还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中程导弹试射失败。当时,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钱学森当即奉聂荣臻元帅指令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他当时举了个例子,给我印象很深,说有一个朋友问他,夏天房间里太热,把冰箱门打开,房间里是不是能凉爽一些?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打开冰箱的门,冰箱门附近可能会有点凉意,但整个房间并不会凉爽下来??搞总体设计,理解和研究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从系统上来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再决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回忆起恩师当年的言传身教,至今仍记忆犹新。
回国以后,钱学森发起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并担任该校近代力学系主任。当年的学生张瑜至今仍记得,钱学森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名单时那踌躇满志的神情:“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
这是个规模空前的名单: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物理学家严济慈主讲普通物理;1957年与钱学森同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数学家吴文俊主讲高等数学;刚刚归国的留美博士蒋丽金主讲化学课??钱学森不仅邀请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且亲自为学生上课。
钱学森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因为他讲的都是本学科最前沿的知识——这种风格是他1938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刚登上讲台时就形成的。1944年,他在组织研究生教学时,专门编著了内容丰富的教材《喷气推进》。美国学者富兰克·E·马勃评价说:“《喷气推进》这本巨著成为以后十几年间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尽管在此期间该领域有重大进展。”在中国科技大学期间,钱学森亲自编著《火箭技术概论》。据当年的学生刘济生回忆,这门课涵盖了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他将这些领域深奥的理论和技术融化在讲义中,深入浅出。
进入晚年,钱学森仍然关心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据涂元季讲,钱老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中国目前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时,钱学森都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2007年,在96岁华诞来临之际,钱学森仍表达了同样的期望:“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件大事,要办好。”
修养篇
【场景四】1992年9月27日,年迈的钱学森提笔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近日来,更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参加集会作学术及其他活动,故已不能完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任务。据《章程》规定及个人情况,特申请辞去我的学部委员称号。”
【画外音】“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中说。
钱学森1955年回国,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当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他便给当时的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
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当有人再称他为‘院士’时,他会认真地加以纠正,‘我已经不是院士了,而是资深院士。’”这就是钱老对“院士”这一荣誉称号的态度,涂元季说。
钱学森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总说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
1956年,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随着事业的发展,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为此,他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自此,从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钱学森只任副职。
晚年的钱学森虽卧床静养,但时常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大事,并感叹自己为祖国做得太少,而人民给予他的太多。据涂元季透露,钱学森回国以后,勤奋工作,将他的知识、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甚至将个人一生所得的几笔较大收入,或作为党费上交组织,或全部捐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更不要求人民对他有任何回报。”
“我只是沧海一粟!”在与别人的书信中,钱学森反复强调。于是,这位自谦为“沧海一粟”的大家,在功遂身退后安详地寓居于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航天部家属楼,在知心爱人蒋英的陪伴下,走完了辉煌一生的最后岁月??
这就是钱学森,一位率真、谦和、淡泊名利却浑身散发着人格魅力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经典语录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转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