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为师，终生为友”，描述的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过无数的老师，每个老师都会给我们传递知识，教导我们人生真谛，有的还可能成为我们的终生之友。对我来说，有三位老师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做科学的基本游戏规则。对他们，我一直心存感激，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将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寄给他们，听取他们的批评指正。
启蒙恩师姚敦义教授
第一位是我做科学的启蒙老师——山东
他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他是上个世纪40年代因发现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而震惊世界的两位植物学家之一；他古文功底深厚，曾是《学衡》杂志的主将之一，其诗被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评为“意、理、气、格俱胜”；他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建国后因其铮铮傲骨而落选学部委员。此人便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的胡先。
的确，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胡先这个名字已经非常陌生了，但是他为我国植物分类学所进行的艰苦开拓以及为创立诸如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而建立的丰功伟绩，不该因为建国后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被历史所遗忘。也正是在那阴霾满天的年代，胡先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独立人格和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以其铮铮铁骨坚忍屈辱，与历史上一些乌合之徒形成了云泥之别。
胡宗刚先生著的《不该遗忘的胡先》文字不多，全书仅十几万字，图文并茂，客观全面地展现了我国植物学界一代宗师胡先的学术业绩、高风亮节以及他不凡的古文功底。从他七岁作诗“连日风和雨，孤舟远远行”到第一次负笈美国加州大学树立“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远大志向，之后回国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开创我国植物学教育事业，与秉志、陈焕镛等一起奠基了我国的生物学学科，以至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南师出现了学习生物学蔚然成风的新气象。当时，他认识到我国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但采集的标本甚为缺乏，便带头组织进行植物考察。1920年他带队到浙江采集，收获颇丰，又于1921年春到江西、福建采集，这些工作为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1923年夏，胡先再次赴美到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植物学家杰克（J·G·Jack），1925年完成了三卷本的博士论文《中国有花植物属志》。杀青时，他豪迈地赋诗一首。
愁听槭槭夜窗风，灯火丹铅意已穷。
末艺剩能笺草木，浮生空付注鱼虫。
终知歧路亡羊失，漫诩三年刻楮功。
梨枣当灾吾事了，海涛归去待乘风。
第二次留学归来后他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先后创办了享誉国际的学术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具有世界一流标准的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而且不再把目光囿于植物分类学，而是扩展到植物解剖学、植物地理学、古植物学等广泛领域。1940年他出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但由于他不愿意把大学办成政客的玩偶终于在1944年提出辞职。1947年由他和植物学家郑万钧发现的（1948年正式公布）“活化石”——水杉轰动了国际植物学界。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他舍不得放弃自己钟爱的植物学事业因此决定留守大陆，尽管学术上他在1950年提出了植物学的多元分类系统，但接下来的政治运动还是扼杀了他的学术生命。这就不得不提到植物学之外的胡先了。
胡先从小读史通经，饱浸传统文化，在社会革命的大风浪中往往不免站在保守、传统的一方。1952年其受批判时，他在“清算”自己思想根源时写道：“在庚子年慈禧幽禁光绪，立大阿哥的时候，我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曾大哭一次，以为我年纪太小，不能为太子尽忠。”辛亥革命时，他没有追随孙中山，心中佩服的是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新文化运动中，他与吴宓、梅光迪一道，以《学衡》杂志为阵地，标榜继承传统文化向“北大派”展开论战。即使在建国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还“顽固”地为《学衡》杂志辩护。或许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傲骨，造成了他晚年的不幸，包括1955年他落选学部委员。在上世纪50年代，他对风头真劲的李森科生物学提出了少有的批评。难怪毛泽东也熟知他的个性，在50年代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那个人（指胡）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其实当时胡仅62岁）。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陆定一回答：“不是，还没有”。毛泽东又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最后，无情的政治风暴还是殃及了这位元老。但是，“顽固”的胡先决不会低下他不屈的头颅，在1957年的一份“交心”材料中，他一连写了29个“我不满意”，试想当初的境况，有谁能像他这般不屈和坦荡！
胡先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常常以诗言志。第一次赴美留学时，他便用“竹枝词”记下所见到的异乡风情，有一首咏歌舞游行的诗是这样写的：
当街妙舞杂清歌，
风送游人笑语和。
舜天尧日吾不管，
与民同乐此邦多。
他甚至用诗词描写自己专修的植物学物种，词风典雅婉约，别具一格。留美期间他还加入了国内的“南社”文学团体，但由于他推崇清末的“同光体”而与柳亚子不和，后引发了南社内部的论争。需要大书特书的是他在1961年写下的长诗《水杉歌》，该诗是用诗歌手法阐述科学事理、抒发个人情感的一篇杰作。也只有像胡先这样兼备一流科学素养和深厚古文造诣的学者才能行云流水般地留下这不可多得的科学艺术珍品。不仿摘录最后几句以窥全豹：
如今科学益昌明，
忆见泱泱漂汉帜。
化石龙骸夸禄丰，
水杉并世争长雄。
禄丰龙已成陈迹，
水杉今日犹葱茏。
如斯业绩岂易得，
宁辞皓首穷为经。
琅函宝笈正问世，
东风伫看压西风。
令人扼腕的是在1968年7月16日接到第二天要集中被批斗的消息（当天已经被陪斗），这位我国植物学界的老祖宗忍受着屈辱和恐惧犯心肌梗塞含恨离开了人世。平反之后，遵其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他亲手创立的庐山植物园。当我们品味着这些发人省醒的文字和久远的照片，体会到的诚如作者在书的开头写的：“当我们终于有机会来重新认识胡先的时候，恐怕很难不发出这样的长叹：从终点又回到起点??”的确，开拓者是不会被遗忘的。
（史晓雷，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