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已经被接受，将在2009年第5期上刊登。《植物系统学与进化》杂志是SCI收录的期刊之一，它在2007年的影响因子为1.492，在植物系统学和进化研究领域属于中等偏上的一份杂志。我硕士期间所做的工作能够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上面发表，很鼓舞人心。本该和导师、亲朋好友好好地庆贺一番，可是，此时此刻，兴奋之余我难以忘怀论文从构思、实验、整理数据、反复修改到今天接受发表的那段艰辛历程，就好像刚刚进行完一场马拉松长跑，虽然脚步没有继续向前，但是心理和生理上受到的挑战和磨炼却依然烙在脑海中。现在，我把这段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一方面是为了总结个人得失，完善我未来的科研路；另一方面供“研家”（做科研的人）参考。
四年磨一剑
掐指一算，从2005年7月到2009年3月文章被接受，为了这篇大血藤的SCI论文处女作顺利发表，我差不多花费了近4年的时间。而我也从一个不知SCI为何物的学生成为今天能以第一作者顺利发表SCI的“准专家”，四年磨一剑，漫长艰辛，个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时光荏苒，恍如昨日。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大血藤的情景，这个有着怪怪的、有几分怕人的名字的植物。2005年7月，我考上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当时，我还没有进入“学堂门”，就有一次和首尔大学的植物学同行到陕西秦岭进行科学考察的机会。当时植物分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谜”，我几乎是一个只知皮毛的“门外汉”。那次，导师要求我野外考察的时候顺便到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查看大血藤的植物标本。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植物标本馆里，我看到了那些粘贴在厚纸板上的大血藤，枯枝败叶一般，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而发红发黑，有些字迹模糊不清，依稀可辨1875、1911等字样。这表示是那个年代采集的大血藤标本。在师兄师姐的催促下，我迅速拍摄了几张大血藤的标本照片。当时只是匆匆一瞥，做梦也没有想到大血藤将会伴随我走过4年。
回到北京时就开学了。第一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研究生院修满我硕士期间的所有学分，平时课业紧张，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拍摄的大血藤照片早已“束之高阁”，更不会去想有关大血藤的科学论文该怎么写。
一年学满，我回到了植物研究所，开始研究生论文的开题和实验材料准备工作。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最终确定下来——研究大血藤的胚胎学及其系统学意义。植物胚胎学是一门“曾经”的学科，说它曾经是因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就当时而言相当先进。可是，随着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用胚胎学资料讨论植物的系统位置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其他学科越来越多的挑战。此外，加上胚胎学证据区分性不强，手段单一，试验难以操作等原因，这门学科也正在慢慢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退。因此做这个硕士论文有风险，很有可能就是做不出来，或者做出来论文也可能不被人们所接受。我硕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有的老师干脆奉劝我——别做胚胎学实验了，做也做不出来。
我心里有点发虚，但是没有回头路。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赶上去西北大学参加“全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讨会暨第九届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我怀揣着这些问题去了西安。第一次参加国内这种顶尖级别的植物学研讨会，让我终生难忘。最重要的是我结识了很多知名的国内专家和学者，开会之余，我把我所遇到和听到的这些问题向他们请教，得到了他们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让我受益匪浅。
回来后，我综合各专家的意见写成开题报告。转眼到了2006年冬天，我赶紧筹划第二年去野外采集实验材料。植物分类学实验的最大特点是去野外采集实验材料，没有实验材料就相当于做饭没有米。2007年过完春节，我就到重庆去采集大血藤的植物材料。经过61天的野外采集，实验材料采集回来了。
书到用时方恨少
“米”买回来了，我就开始做“饭”。胚胎学实验程序烦琐，要求很高，一旦某一个实验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前功尽弃，做实验的时候都得非常小心。不同的实验材料要求也不太一样，需要针对不同的实验材料不断摸索实验技术。
在实验室一泡就是一天，精神高度紧张，有时候神经绷得紧紧的。摇了一天切片机，手都摇酸了，切片机的摇把也被我摇得发出“咯吱咯吱”的惨叫。每每这个时候，坐在我身边的师姐都会“条件反射”式地提醒我：“小王，你的摇把又要掉了。”我俩会心一笑，赶紧把摇把上紧。做胚胎学实验要用到高纯度工业酒精和二甲苯。高纯度工业酒精很容易燃烧，溅在皮肤刺激得很疼，我都不知道被溅了多少回；二甲苯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把大血藤材料放在二甲苯里面，实验室里就会弥漫着一种呛鼻的味道。现在一想那时候的情景都感觉这股浓烈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于是戴上口罩，可能是我在这种环境呆得太长了，对这种刺激性味道麻木了，戴不戴口罩都感觉一样。
Publish or perish 实验虽苦，但是吃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表文章。白天我泡在实验室里切片、粘台子、染色，晚上还要总结白天实验的得失，看文献。一般每个月我都会集中搜索几个主要的杂志：Annals of Botany, Australian Journal of Botany,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s 等植物学相关领域的几本核心杂志。这些杂志我每期必读，一般看看里面有没有植物胚胎学方面的文章，如果有，我就把它们打印出来，然后字斟句酌地研读。不知道的就在网络上查找，或者文献套文献查找，如果相关性比较大的，就看看别人做的方法是不是和我做的一样，看文章的写法，文字是怎么表达的，有些文字的表达能否借用一下，然后学学别人是怎么讨论的??
有时候看看别人的文章，觉得文章在别人手中写起来真容易，可是当自己写的时候，发现真难。慢慢地，我看出了其中的“门道”，其实也有很多技巧可言的，我就开始用英文写我的实验结果和引言部分。开始真痛苦，因为有时候我们用汉语表达起来可能都费劲，如果用英文来写，总感觉“言不由衷”，很难用英文“憋”出合适的话来。有时候我干脆先用汉语写下来，然后把这些意思翻译成英文。有时候为了一句话的表达，在某个看过的文献中有类似的地方，于是又把所有的这些文献重新读一次，直至找出这个地方。写文章是一项创造性的系统工程，重在细琢和慢理，看别人文章中的一句似乎很平淡的话，其实蕴涵着“玄机”，自己稍不注意，“人云亦云”就会大错特错。
4年下来，现在一瞥自己案头的那一摞文献，足足有30多公分厚，这些都是我曾经仔细研读过的文献，没有曾经的苦，哪有今天的甜？
与大师“过招”
熬了3个月，文章初稿终于“憋”出来了。我沾沾自喜，认为万事俱备，只欠“投出去”的那缕东风了。我把论文初稿交给相关专家，满心以为会被他们赞赏一番，没想到回复我的是：词不达意，逻辑不通，汉语式英语??后来我的文章都到了没有人帮忙修改的地步。当时我很苦闷，自己硬着头皮改了好几次，实在没有其他办法，2007年10月份，我就干脆把它投出去了。这样一等就是三个月，觉得可能会杳无音信。没想到三个月后我居然收到了编辑部的来信，要求修改论文，有一个专家还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论文，会被最终接受。也就是说还有戏，这让我产生了信心和勇气。
和同领域内的大师进行交流是我4年来的科研生活中值得骄傲的地方。为了这篇SCI处女作的发表，我曾先后和同领域的9位国内外专家和学者进行过交流。科研的大忌就是闭门造车，因为一个人势单力薄，见识和阅历有限，但是几个人、一个协会等产生的群体效应就远远大于个人了。
2006年，我在参加全国青年植物学会的时候，请教了西北大学的胡正海教授。当他得知我将要从事大血藤的胚胎学研究工作的时候，他首先就说这个方面别人都已经做过实验并发表过相关论文了，你如果从大血藤的开花生物学这个方面着手可能比较新，别人没有做过。胡教授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给迷失在学海中我这艘独木船指出了一条明路。在2007年3月到5月重庆野外采集大血藤的时候，我根据胡教授的提法，预先设计实验，并完成了实验，顺利发表了一篇中文文章。还有，刘文哲教授，吴振海老师，湖南邵阳学院的段林东教授对大血藤实验材料的采集给予了协助；任毅教授指导我做胚胎切片如果效果不清楚就改做半薄切片；在我运算进化树的时候，美国California大学Davis分校进化与生态学系的James Doyle教授热情地将他们最新的运算软件无偿地提供给我??这些专家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与启示。今天我的论文发表无不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在此我谨表谢忱！
自己水平有限，我得找专家帮忙修改退修稿。找专家还不能随便找专家，要找相同或者类似研究领域的专家，至少要求英文水平过硬，写出去的英文水平让人看了没有“great linguistic problems”。这个时候我想起2006年在西安开会的时候认识的Peter Endress教授，Endress教授是国际形态学方面的权威，现在虽然退休了，在形态学研究方面还不遗余力。记得开题的时候我还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问他我该怎么做，当时我写得很简单，还以为他不会回复，可是大约过了2个星期，我居然收到了他的回信。第一次和老外用英文通信，让我激动万分，至少我觉得自己是在用英语，可以和老外对有些事情进行英语交流了。于是这次我又冒昧地找到了他，可惜Endress教授已经退休了，因为身体的原因推掉了我邀请他作为文章的合作者的请求。后来论文一拖再拖，转眼就到了2008年3月，修改回复的最后日期也到了，我还没有找到相关的人帮忙修改这些问题和针对这些问题找到合适的专家，我不得不申请拖延时间修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逐一和那些类似文章的通讯作者联系问他们能否成为我的文章合作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幸运地联系到美国北卡州Greensboro大学的Kirchoff教授，他愿意帮我修改论文并成为论文的合作者。
路漫漫其“修”远兮
与Kirchoff教授合作修改论文是一段漫长而快乐的历程。那个时候，每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收我的信箱看有没有来自Kirchoff教授的修改稿，当我看见初稿被Kirchoff教授修改成的一片红，心里既激动又感动。接下来我就会忙一天，整天的时间都耗在上面，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仔细阅读他的评语和修改意见，然后再修改文章。
在认识Kirchoff教授之前，我以为实验是发表论文中最难的部分，自从和Kirchoff教授合作一段时间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修改文章才是真正的难！首先，用英文把自己的实验数据写成文章并说明所要讨论的问题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其次，要字斟句酌地“抠”每个字眼，对不对？合适不合适？经不经得起专家评审？因为现在大多数SCI期刊都由出版集团收录，这些文章都顺理成章地“彪炳史册”——成为数据库里的文献资料可以被其他人检索，因此，一篇文章的发表，它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身为专家的审稿人的“严刑拷打”。专家就是专门挑你文章中的问题的，一旦发现问题，他们就会不让文章通过。
Kirchoff教授是当今国际植物形态个体发育方面的权威专家，他也是多家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因为我的文章挂了他的名字，他对文章的各个方面显得尤为挑剔，即使在参考文献部分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拼写问题，他也不会放过，一定要改正过来。有时候他发现了不对的地方，就会用怀疑的眼光让我再去把这个文献找给他看一看。修改文章的另外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防止“以讹传讹”，就是别的文献是错误的就不能引用，要辩证地看待这些“源”文献。有些文献是引用别人的，经过几个人的引用后，有些话可能就变了，如果“只看树木不看森林”，把它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就会“变味”。有一次，Kirchoff教授对我的一个说法不是很放心，于是要求我把文献找出来让他重新看一下。我找到这个文献，结果这个文献上的知识也是引用别人的话，我通过这个文献去找原始文献，可是这些文献大部分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图书馆都没有电子版本的，我就要托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帮忙查找，后来发现原来是原始文献上的错误描述被我误引了。
还有一次，我们找不到两篇日本一所高校上世纪70年代的文章，这使文章修改陷入了僵局，没有这些文献讨论无法展开，而这两篇文章都不是公开发表的刊物。为了找到这两篇文章，当时我们动用了洲际图书馆，最后还是没有结果。我请我在日本留学的同学帮忙，也没有找到。最终在国内的一家研究所找到其中一篇文献，限于时间紧急，我请那边的工作人员用照相的方式拍摄下来发给我，后来我把它转发给Kirchoff教授。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删除了有关另外一条文献的所有内容和文献引用的部分。
尾 声
欧阳修曾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认为那是欧阳氏在把玩写成的杰作，而忽略了文章创作的艰辛。我的这篇SCI论文的诞生，经历过2次国内外植物学大会，4年的磨砺时间，5次野外考察，9位国内外植物学专家的指导和帮助，30公分厚的文献参考，61天的植物材料野外采集，不计其数的论文修改次数??而今，它终于发表了。我想说：SCI处女作，想说爱你，却不容易。
（王华锋，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