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子曾经广为流传的一个笑话，是关于我爸爸，确切地说，是关于我爸爸和我的。那是二十多年前吧。爸爸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出去打工，为了省路费，多存些钱，一年到头很少回来。有一天，奶奶带着我晒粮食，几只母鸡过来啄食，才六七岁的我，拿着一杆红缨枪（麻杆上拴根红布条）就追了出去。看着一群侵略者在我的大力反击下四散逃窜，正满怀得意的时候，忽然一辆独轮车出现在面前。车上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破布、变形的铁盆、麻袋......，我还来不及细看，推车的人猛叫了我一声：“庆儿！”这一叫不要紧，可把我吓坏了，从小到大，我还没见过这样的“怪物”，浑身上下都是鳞片儿——衣服上挂满烂布条儿了！脸就更不用看了，因为根本就看不到脸，脸、脖子、头发、眉毛的颜色成一样的了：黑！
爸爸老不在家，妈妈和奶奶管不了我的时候，杀手锏就是：“闹！再闹让后街的疯子拿小车把你推走！”所以，呆了两秒钟后，我想，坏了！早晨起来偷了俩生鸡蛋吃，这么快就遭到报应啦？要么说我小时候脑瓜反应还算快，想到这点，撒腿就跑！不过，后面的小车也是紧追不舍，等我一头扎到奶奶怀里，觉得一切终于安全了的时候，周围几个熟悉的邻家大娘大婶们都绷不住乐啦。原来，这个推车的人，正是我日思夜想的爸爸！
几天之后，村里谁家拆房的工地上，就流传起这样打趣的话了——“照照镜子去，瞧你黑那样，估计你儿子都不认得了！”还有一句就是，“赶集去啦？给你家娃娃买什么啦？几个烂酸枣儿？”这“几个烂酸枣儿”的典故，也是说我爸爸的。
当天爸爸回到家后，从那辆几百公里外推来的独轮车上一件件的把他的宝贝儿搬下来，很自豪的分发礼物。“庆他娘，这是给你的，围巾，不赖！——戴上试试，我洗了好几遍呢！”“来，儿子，刚才见了我还跑，看我给你买什么啦？好吃的，来。”说着，把一大包东西递到我面前。看了看，有点儿像前几天跟几个大几岁的孩子去岭上玩时摘的酸枣，不过，要比那鲜艳多了，一个个都红红的。迫不及待地塞嘴里一尝，嗨，可不是酸枣么！在街上的时候，大人们问我，“你爸爸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啦？”我永远一致的回答就是“几个烂酸枣儿！”久而久之，也成了一个典故了。
每次别人这么打趣的时候，爸爸脸上虽然挂着自嘲的讪笑，心里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谁能理解他们的艰辛呢！为了节省路费，几个人每人一辆独轮车，就从几百公里外的胜利油田推到了鲁西南，整整跨了一个省啊！中途休息的时候他还闲不住，舍不得钱买别的，就只好一有机会就给儿子摘酸枣了，就这么摘了一路，挑了一路，剩下的全是最好的。可是小孩子哪懂得大人的心事呢，如果是现在，我肯定就不会这么说了吧！
不过，现在，我也没机会再这么说了。我的爸爸，已经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工人了。
那次爸爸回来以后，就没有出过远门。他们几个一起回来的，也都没有再出去。因为，他们在外吃够了苦头，却并没能衣锦还乡，事实上，并没有挣多少钱。家里添置点东西，还还债，留点过年的钱，也就剩不下什么了。几个人一合计，这样下去不成。我们那里人多地少，种的庄稼也比较单一：冬小麦和玉米两季来回倒。农忙就那么一阵，忙完了，除了在乡村建筑队打打杂，就没其他挣钱机会了。出去打工，也是“塑料假花看着美”。怎么办，自己干吧！
他们在外面打工是做油田输油管道的保温，也就对这行还熟悉，于是，东拼西凑，一家保温材料厂成立了。说是厂，其实也就是个作坊，他们几个既是老板又是工人，带着庄稼人不怕苦的拼劲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几年下来，还算可以，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几家人都陆续盖了新房。我家新房竣工的时候，爸爸别提多高兴了，逢人便说，“看咱给儿子盖的房子怎么样？”不过，他又说，“我还是希望他能考上大学，当工人！”
那时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了。随着惠农政策的落实，村里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下，还购买了耕耘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业机械，实行集体统一耕作收割。农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了。
青壮年从土地里解放了出来，都找到爸爸他们，想进厂干活。不过，由于设备差，又没有资金引进技术，他们厂的效益却开始有些下滑了。又过了几年，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他们的产品仅能在附近的乡镇销售了。这可怎么办？爸爸无奈地说，“咱们当了十年的工人啦，是不是当够了，该回去老实地再当农民去啦？” 就在他们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乡领导来找他们了。上级出台了政策，搞乡镇企业统筹管理：由市一级的主管部门负责项目的调研、市场的开拓，乡一级的把辖区内的企业统一管理，上级有专项资金扶持。听到这儿，爸爸他们一把抓住乡领导的手，遇到救星了！
那年我正好考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后来的三年忙着学习和准备高考，具体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只知道爸爸他们工厂的产品，好像还出口了，回家看电视，爸爸会自豪地说，那就是他们的广告。而他们的厂房，也确实比从前像模像样了，在村口就可以远远望到一排大楼。
再后来，我来北京上了大学。每次打电话，爸爸的语气里总充满了喜悦，谈起来的话题也多是时下最流行的。有时我都搞不清楚的东西，他都先知道。比如，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农民和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啦什么的，他都能说上好一阵子。从爸爸的电话里，我也知道了好多：农村责任田承包30年不变动啦，农业税减免啦，种田也有补贴啦......
这几年，全国搞新农村建设，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我也进入中科院读了研究生，爸爸他们也开始有了工资卡、有了班车、有了8小时工作制。前两天爸爸又打来电话，说起个人所得税调整、劳动法修改，以及他怎么计算退休后的养老保险，说起党的十七大和新农村建设，一说就是半天。我说：“您的水平，都可以申请进‘十七大精神宣讲团’啦！”爸爸说，村里要把村民的住宅重新集中规划建设，“等你过年回来，咱们新村估计要规划了，你给参谋参谋吧！”挂电话前，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呵呵，还要告诉你，我们厂前几天工资定级，我们几个元老最高！”说起这些，比他跟别人提起他有个读博士的儿子还要骄傲！
（朱传庆，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2007级硕士生，本文获“十七大与我”征文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