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他们读本科，读硕士，甚至工作，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进行，直到2003年9月考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所的博士，才开始在共同的轨道上运行。
“考上博士后，我前后换了3个课题。最后这个课题，最初我们是想观察星形胶质细胞的囊泡释放，后来发现在不同的刺激条件下，星形胶质细胞溶酶体具有释放功能，接着我们就研究了溶酶体内到底什么东西被释放出来。关于星形胶质细胞释放的实验，以前有个师兄做过，他发现胶质细胞能释放一些信号分子，但具体释放囊泡的性质没有搞清楚。”
张志君说自己尝试了很多方法，导师、神经所研究员段树民也指导了很多，但实验并没有立即获取突破性的进展。
张志君转而和同级的博士陈罡合作。陈罡的加入无疑壮大了力量，他是那种典型的南方男生，心很细，和张志君在很多方面有互补的效果。后来他承担了很多实验。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感到很郁闷、迷茫，焦虑，那种心情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甚至有段时间怀疑机器的灵敏度，于是决定去张江药物所那边，用他们的机器做实验。张江那边离生科院很远，坐地铁去来回几个小时，都是陈罡承担的。另外也感到很有压力，因为每个星期二晚上开组会，段老师都会问每个人的实验进展，如果实验一直都没结果，自然就有压力。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实验到底重复了多少次。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不同？是因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我们绞尽脑汁想各种可能。”
张志君强调说，除了实验的动手能力，交流显得特别重要。她清楚地记得那个冬天讨论的情景，“我们几个人总喜欢围在一起，边嗑瓜子，边讨论文献，做实验遇到困难是家常便饭。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反复尝试？放弃？看书？这些做法都有道理，但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交流。人各有所长，讨论可以使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千万不能闭门造车，一个实验折腾半年，其实别人早就得出结论，那岂不是浪费时间？”张志君说。
“我们俩性格也有相近的地方，做事都很严谨。他做出的结果我会再做一遍。直到一致我们才会跟段老师说。2004年我们终于做出来了。段老师对实验的要求很严谨，实验的后期亲自和我们一块儿做双盲试验，确信了实验结果后这才决定写文章，写好后反复修改了无数次，包括请蒲慕明老师修改，于2006年10月投稿，最后发表在2007年8月的《Nature Cell Biology》（《自然－细胞生物学》2007年第9期）上。”张志君说。
陈罡说自己不知道如何描述具体的合作场面，也说不上来在合作过程中最难忘的情景，“只记得每天都很忙碌，既会为一个新的发现而雀跃，也会为一再的失败而沮丧”；当被记者问及遇到困难时怎么办？陈罡的回答和张志君非常的类似，“有空多读读文献，失败时不要轻易地放弃，多与导师和其他同学沟通和讨论”。忙碌的两个人到现在也没有留下一张合影，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实验方面，段老师功不可没。他经常帮我们分析，想到什么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法就跟我们说。他思路广，能够看到问题的关键。他经常提供各种信息给我们，把看到的各种文献发给我们。他不仅精神上鼓励我们，而且提供很实质性的帮助。”张志君和陈罡不约而同把导师段树民的正确指导和判断排在感谢的首位，陈罡在邮件中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是段老师，没有他的指导和努力，这篇文章是不可能完成的。师生间的相互讨论，集思广益。虽然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在最顶级的学术期刊上，我们感觉到段老师对这个课题充满了感情，应该是他最满意的课题之一吧。”陈罡说。
而多次为他们修改论文的蒲慕明先生也被他们多次提到，陈罡说目前为止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所长蒲慕明。“他的人品、科研素质及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影响，也是我今后追求的目标”。
张志君有点得意和陈罡的组合，“我们合作得挺好，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没有这样的合作，这个课题可能就完成不了。我们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发表文章时的排名问题，其实我们两个很难说谁的贡献更大，因为我是先开始这个课题，老师把我的名字排在了前面，陈罡没有一点怨言和想法。”
陈罡也认为他们搭档很好，“从不会出现互相抱怨，谁做得多，谁做得少，如果结果不一致，就共同找原因”。性格中的坚持也为他们的最终成功加分。张志君说自己比较坚韧，“很多课题好像都做不出来结果，其实是坚持的时间还不够长，挺过这段时间就做出结果来了”。“有一段时间因为细胞培养的问题，我们大概有两个月重复不出一个很重要的实验，耽误了很长的时间。另一个是因为机器灵敏度的问题，我们在刚开始测定ATP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不过后来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实验进展很顺利，开始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按时毕业。”
没有如期毕业的张志君和陈罡在论文发表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完成人生另一大事——生孩子。“我是今年7月份生孩子的，陈罡爱人比我早一个月，都是女孩，很好玩”。《科学时报》记者对张志君的采访是在导师段树民电话邀请来的，因为刚生下孩子不久的她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每天呆在实验室。而陈罡因为要照顾爱人和孩子，同时在南通大学神经科学系教书，离上海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两个人只能靠邮件电话联系。
回过头来再看，张志君和陈罡都是七十年代中期生人，本科又都是学医，性格很相近，细心，坚持，动手能力强，都对科研有着执著的兴趣，价值取向比较一致，不互相抱怨，而是为对方负担更多，在加上导师的悉心指导和对文章的打磨，便不难理解那篇《Nature Cell Biology》文章的诞生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合作得再好的搭档迟早也得分开，张志君和陈罡目前就面临着分开后的问题，两人划上交集后就得划向自己的轨道……
（易蓉蓉，《科学时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