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78——我教学生涯的新起点
1）筹建外语教研室
1977年初，严济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召开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筹备会，任命我为外语教研室主任，分配给我三名当时北大刚毕业的学习外语的“工农兵学员”（注），三人的专业分别是英、法和德语，他们就是组成我们外语教研室仅有的人力资源。记得当时我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打字，那时还没有笔记本电脑，外语教员编写教材、教案等等都要自己写，能用打字机就快捷清楚多了。
学校准备1978年10月开学，面对将招收的883名研究生的外语学习，我忙于撰选教材、招聘中外教师。文革时科大搬迁合肥，北京的户口未动，很多外语老师都愿调回北京。回来的一批是不同语种的老师，成为当时外语教研室的骨干，而那时外语平均一个班20多名学生，一位老师负责两个班的课，师资仍然不足。党委副书记李侠兼管人事，就曾带着我去动员由别的学校退休了的几位老教师来任课，应付当时的局面。1979年招的学生仅172名，师资的压力就轻多了。
那时第二外语的班不但有各小语种：德、法、日、俄，还有英语。因为那时多数学生在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而研究生院的多数导师熟悉的是英语。我们对第二外语要求是：“借助字典能阅读本专业的文献”。学习二外的期限是一年，78和79级的学生因为深感考入研究生院的机遇来之不易，学习都非常刻苦用功。不少人学了一年二外，对这门语言就基本能运用自如了。
2）招收第一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
1978年研究生院开学后，聘请英语教师任课极为困难，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学生都学俄语。很多英语专业的老师，也都学俄语并改教俄语。我l961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语教研室去教英语，就是因为政治气候在转变。教育界的领导们发现了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不仅仅是苏联。记得当时外语教研室的主任和书记都是俄语专业的高材生，由于工作需要，他们派了几位俄语老师到外语学院去学英语，另有中科院外事局由于家庭背景不益任职的英语翻译也调来教书。尽管如此，仍无法解决长期以来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
当年研究生院的党委书记马西林就对我说：现在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招研究生，你为什么不招一批学生来自己培养?我回答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才是个讲师。”马书记立刻说：“不要管职称，能干就行，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呀!”我认为很有道理，立刻着手招生。当时多数学校已招生完毕，例如，北外王佐良、许国璋教授、北大李赋宁教授等，都说他们只能招一、二名研究生，但报考的学生水平都很好，就将第二、三、四名介绍来参加我们的英语师资培训班，加上别的单位代培的入选，一共招收了25名。这就是我院招收的第一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
其中四名是我有意识招收的：
叶念伦，叶君健的儿子，叶君健当时是有名的翻译家，是我在中国译协开会时认识的，以翻译安徒生童话集闻名，并得过丹麦政府的勋章，表扬他为中丹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叶念伦原是学工程的，想学好英语，继承父业。我请了叶君健来担任英语师资班的主任，并请他给学生讲讲翻译原理。叶念伦在英语师资班结业后，立即有机会去了英国。学习之余，常为国内派出的代表团做有关科技问题的翻译。
戴树仁，是化工冶金所郭慕荪院士推荐的，戴树仁考郭的研究生，郭因名额限制未能录取，但认为这学生的英文根底很好，他本人也愿意来英语师资班学习，他后来有机会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改回他的专业。因为英文好，攻读博士学位后，一直留在该校工作。
张启营，他的父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那时住在我对面的一栋北大宿舍楼里，母亲当年在民族学院教英语，我们同行，因而有机会认识，他们一家回国时，张启营已是美国的小学生了。77、78年间，他母亲曾告诉我，张启营根据父亲的愿望考入师大数学系学习。但他不喜欢自然科学，我立即劝说他来参加我们的英语师资班。张启营后来回到美国，考入美国国务院的语言学院任教。
邓少林，他的父母是我在昆明读书时就认识的，后来他们一家去了美国，在联合国图书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他的父母为北大创办了图书馆系，培养了新一代的图书馆专业人才。邓少林原在大学学化学，文革后因为英文好，就在化学所做情报资料翻译工作。他非常高兴来研究生院参加我们的英语师资培训班。
我办英语师资班的目的是尽快充实英语师资力量，所以给学生开课的老师都是学有专长的一流人选：开语言学概论的美籍老师Mary Van De Water，讲英美文学的黄继忠老师，讲翻译技巧的许梦雄老师，还有Michael Crook给这个班的学员上普通物理，这是我的创意，作为研究生院的外语老师，应该有一点科普常识，和学生才能有点共同语言。
英语师资班是两年制，学完后相当于硕士生。第一年完全上课，第二年加了实习课，每人教一班理工科研究生的英语，我们在职的英语老师分别到他们班上去听课，给予指导。
3）举办出国人员英语培训中心
大约1978年，中科院秘书长郁文访问美国一些学校，在加州大学洛衫矶分校（UCLA）得知该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以下简称Russ）将来我国为别的学校举办出国人员英语培训中心，郁文当时就请该校也为中科院举办这种班。当时为UCLA校长任翻译的是该校社会学系主任成露西（她在美国用的英文名字是LucieChen，她是原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妹妹）。1978年冬，他们到北京来筹办1980年开班事宜，我了解到他们为出国人员的英语培训为期一至二年，每期收的学员限100人左右，按原有的英语水平分班，有A、B、C三个等级。一年后，A班学生毕业，掌握了能到美国进修所需的课堂学习方式和社会生活习惯。所以按等级分班，可能同时会有四、五个班，每个班的人数不能多，要给学生足够的课堂练习时间；不同等级的班使用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方法。他们来开课时，派六位教师，有的已有多年教学经验，或已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其中一人担任组长。在筹办会上，他们要我也安排一位中方组长（我当时请于振中老师兼任），六个中方的年轻教师配合他们工作。1980年我们的英语师资班学生毕业，刚好派六名去参加他们的工作，吸取他们的经验。
我记得培训中心是在1980年春季开学，当时地点还在林学院（文革期间，科大在玉泉路的校园被高能所和海军占用）。首批学员有120人，UCLA的校长，语言学系主任Russ Campbell、成露西和他们请来的六位教师都到齐，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1981年夏，我们迁回玉泉路（因邓小平有指示：凡在文革中占用了学校校园的军事单位必须立即退出）。外语教研室的办公地点又回到教一楼。培训中心的老师们都分配在教一楼二层不同的房间，第一间就是美方主任和中方主任的办公室。第一任美方主任Margaret VanNaerssen和我们共事两年后又回来给我们自己办的应用语言学学生开过社会语言学课，她在美国写的教材也寄来供我们参考，至今都和我们有联系。
Russ Campbell当时每年都要回来视察工作，1989年他来后就对我说，美方的老师们对我方派去配合他们工作的年轻人很满意，他给我们师资班全体学员讲课时也发现他们不但英语水平好，对国外的社会情况也熟悉。他问我是如何培养这班学生的，我详细地告诉了他当年招生和开课的情况。他立刻就说：你这是目的性很强的定向培养，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可以叫作“应用语言学”。我在UCLA那边培养的学生也多是到学校教书，我回去后就把我们系改为“应用语言学系”。所以应用语言学这名称来自Russ Campbell，不是我的创造发明。
UCLA当时还和我们有个协议，我们每年可派一、二位年轻教员到Russ的应用语言学系学习一年或两年，根据论文水平和学习成绩，可以拿到UCLA的硕士学位。师资班出去的好几个教师先后到UCLA学习，回来后留校工作，分别为我们随后举办的“应用语言学”班开课：如“语言学概论”、“测试”、“篇章分析”、“社会语言学”等并撰写出教材。
师资班的学生有几个自己有办法去国外进修，另有几位年轻老师经过与康乃尔（Cornell）大学语言学系的交换项目，到该校进修一至二年，同时帮助该校教中文。蔡素文和肖朝良老师、师资班的张亦政、邢国安、张伊未等就是这样出国的。我和Cornmell定的交换项目，条件是我们去的人除了教中文外，可以去选修语言学的课，生活待遇由他们负责。在他们那里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每年来一名教英语，我们送他（她）去语言学院继续学中文，一切生活费用由我方负责。
二、1978年——改变青年学子命运的新起点
1）时代与机遇
谈到教育与科研问题，我们难忘周总理与邓小平。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周总理于1973年初召邓小平回京任副总理，主管教育科技。邓小平当即命令全国大专院校复课，招收文革中失学的大学生回校补课。在文革中，失学的中学生有些被保送到大学读书，他们都有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经历，因之名为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学制定为三年。
在此之前，1972年9月间，周总理就提出：“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这项指示是周总理答复张文裕和朱光亚等教授请郭沫若和刘西尧转呈他的信件（摘自《周恩来选集》下卷473页）。
同年10月间，对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讲话，是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教授时的谈话节录（摘自《周恩来选集》下卷473页）。会谈的重点是：“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国家没有这个力量......”。
1977年中共10届3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政职务。7月29日，邓小平听取方毅和刘西尧汇报教育工作时，指示：“高校要恢复招生，逐步培养研究生。”8月13日，中央召开高校招生会议的文件中明确了高校招收研究生的意义，邓小平一贯胸怀富国强兵思想，这时才有了落实的举措。
197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成为改变无数青年学子命运的新起点。
2）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Application Program简称CUPEA）
1979年4月2日至5月18日，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们讲授“统计力学”与“粒子物理和场论”两门课程。讲课时他发现有些学生素质很好，于是采用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给少数研究生进行了笔试和口试，立即录取了5名学生，于1979年秋送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这些学生的一切费用，均由该校资助。当年11月，李先生又向严济慈（当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提出继续接收中国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其他几所院校读书，仍沿用前次的考试方式，哥大又录取三名，另录取十名分别到纽约州立大学等校读书。
1979年两次录取送往美国读博的学生，可以说都是项尖人才。例如陶荣甲，在科大读书时，先是“走白专道路”受批判，后又被定为“五一六分子”。但他不管政治环境如何，默默发奋读书，被李政道选走时已38岁，在哥大获博士学位后，到另一大学教书，不久成为该校物理系主任。陈成钧被录取时已42岁。裘照明33岁。吴真31岁。陈天杰40岁。
第二次录取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是41岁，最年轻的任海沦23岁，当时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到哥大就读后，因成绩优秀，留在李政道那里工作多年。唯一的女生名徐依协，28岁，文革中曾在农村插队8年之久，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人民大学教授，母亲是茅以升的女儿）不能保送升学，但她硬是在劳动之余，自己补完了高中的课程，又学习了大学的数学、物理。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研究生院开始招考并可接受同等学历的学生时，徐依协考取了研究生院。2005年研究生院举行的校友返校日她回来了，和好几位自费留学生都在会上发言，深为感慨地叙述改变他们命运的机遇。
CUSPEA正式广泛招生始自1980年。李政道征得我国教育部、中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同意，和众多学者如钱三强，王淦昌，王竹溪，黄昆等的赞助后，拟订了他为发展祖国科学教育的计划，并征得了美国几十所大学的支持，邀请物理系教授参加命题并来华面试。所有这些细琐的工作都经他亲自处理，但日后就由他的秘书Irene Tramm女士和李夫人秦惠来承担了。
1980年在北京成立了CUSPEA办公室，具体事物的执行者是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吴塘，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在国内的工作是发布招考信息，并与20余所高等院校和中科院有关研究所联系有关阅卷、评选等事宜。CUSPEA委员会的主任是中科院的副院长物理学教授严济慈，该会每年都开会审查确定名单，向美方推荐。所有从报考、阅卷到决定名单的过程都由专业人员主持，要求是严格公正。这个项目延续到1988（89年结束），加上1979运行的小规模遴选，10年间共选送的CUSPEA学员达915名之多。
在CUSPEA项目中，我参与的任务是拟订英语试题，组织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阅卷和提供合格考生的名单。
为CUSPEA考生用的英语试题，我认为应强调听力和写作，次之是阅读理解（包括词汇的用法），后来得知国外导师给学生阅读的参考书多，阅读速度一定要快，改变了我的想法，四种语言技能都重要，都要有扎实的基础。
记得当时我在听力部分，不完全采用TOEFL的方法，增加了听写，听一段短文（听两遍）回答选择式的问题。另听一段短文（听三遍），写出全文。在语言结构部分，多用填空、改错等方式。在阅读理解部分，考词汇的用法和所给短文的大意。写作是就所给的题目写出个人的评论，这可以看出表达能力的水平。实际上，在物理专业的测试中，因为试卷是英文的，李政道教授当时就嘱阅卷的各位教授们注意考生的英语表达能力了。
英语水平最后的一项测试是口试，由主持当年专业考试的美国大学物理系教授或他们的夫人执行。我每次都去旁听学习，他们往往是问考生选去哪一所大学，为什么；阅读过哪几本物理方面的书籍；是否参考过某某期刊上某某物理学家的论文，主题是什么等等。
总之，这些测试英语水平的方式，在当年确是很新颖的，对能被遴选、推荐的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基本上是能保证的。
3）首创自费留学
1980年，教育部规定了全国每年将派遣500名大学生出国深造。就全国而言，每所学校分配不到几名。研究生院的美籍英语老师Mary Van. De Water对我说：“你们的学生专业都很强，英语的水平也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们试试申请自费留学，如果他们能被美国的学校录取了去读博士，很容易得到资助。如果他们自己无法筹到出国的旅费，研究生院可否暂借，他们很快就能还上的。”
解放前，自费留学很普通，新中国成立后尚无此例。我认为Mary的话是有道理的，但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我考虑再三，就和Mary一起去找当时我院的一位副院长彭平。我愿找他去谈Mary的建议，因为我了解他是个敢于创新的人，解放前他从事地下工作，没读完大学就去了延安，整党时受张春桥等人诬陷，关在狱中，而他在解放前因组织学生运动也曾被国民党追捕坐牢。在处理研究生院的日常事物中，他有时为解决一个问题会不顾常规。
果然我将Mary的建议向他汇报后，他思索了一番，就表示同意。他当时说：我反正蹲过两次监狱了，如果这事违背了国家政策，大不了再蹲监狱!你们先找部分学生谈谈，出问题我负责!
Mary找来一份去美国留学的申请表，我们复印了几百份，立即有200多名学生填写了给两三个大学的申请书。Mary和我同时给那些学校的招生办写信说明研究生院学生所受的专业与英语训练的情况，作为各校录取的参考。
当时Mary考虑到发出这样一大批到美国的信件，国内的邮局会感到奇怪，因此那年寒假她去了香港。申请的学生中约有100多名1982年接到了录取书。从此，自费留学的大门敞开，教育部也认为这是培养人才的好途径，国内其他院校的学生当然也闻风而起了。
（注）：文革期间大学生、中学生都去了农村、工厂、军队（多数在边远地区）接受工农兵给予的“再教育”。1973年各大专院校恢复招生，当时大学学制暂定三年，毕业的学生名为工农兵学员。1976年开始各校才恢复了原来的学制。
（李佩，研究生院外语系首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