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院发展到今天，很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本人也在研究生院呆了20多年的时光，期间有许多温馨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值得回忆。研究生院的师长，例如张培华、华光、孙建国、周蕙兰及石耀霖等老师，使我感到很温情的一面，觉得研究生院的美好。
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学生毕业之后，如果没有直系或旁系亲属定居海外的话，必须在国内工作满5年，才能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我便属于那没有海外亲戚的一分子，于是，虽然内心并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便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找了个工作，呆了下来。
这一呆就是4年多，时光如梭，我也完成了从助教到讲师，从单身生活到组成一个小的家庭的过渡。1993年初，考虑到5年服务期限将至，便也随潮流TOEFL与GRE了起来，并遍撒“英雄贴”至欧美日澳各国之大学，极力地自己推荐并请我的大学与研究生老师推荐自己。终于，1993年暑假间、正值酷暑的一日中午，与我同住研究生院老12楼五层的筒子间里，在学校外联处工作的一位年轻同事，带来了一个从日本东京大学发来的传真，传真上的内容显示，我获得了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的资助，可以于当年的10月底前，去东京大学学习。
但我面临一个难题：我还必须再为国家服务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满足五年服务期限的条件。于是，在我老师的建议下，当时非常年轻的我，直接闯进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张培华教授的办公室，拿出了那页传真，断断续续、同时也是非常紧张地叙述我的故事，希望出国深造的故事。
张培华教授非常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在送我出她办公室门的时候，告诉我耐心等待，他们会认真考虑我的情况。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我的小屋，但接下来的故事却非常简单，令我喜出望外。我后来得知，在我所在的地学部老师们，特别是周蕙兰与石耀霖两位老师的大力帮助下，我被告知：我可以通过单位公派的方式出国，前提是“学成以后”回到研究生院。于是，我按部就班地办妥了一切手续，于当年的10月12日，踏出国门，开始了我为期四年的留学生活。
但我的公派护照之有效期只有两年，这一晃到了必须办理延长其有效期的时间。于是与大使馆无数次的电话与传真，甚至亲自跑去大使馆交涉等等，那种辛酸与无奈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都怀无限感触，不忍触及。好在，当我使用越洋电话，告知时任研究生院人事处处长的孙建国老师，以及时任外联处处长的华光老师，办理护照延期时需要研究生院准备的一大堆单位证明材料时，就是这两位老师，为我的这些事情，数次跑三里河的中国科学院机关，与有关部门联系交涉，很快地将所需全部材料办妥，并分别用快件寄给在东京的我和我国驻日本大使馆，又一次让我感到研究生院与研究生院老师给予的温暖。
在日本的最初大半年时间里，是我人生当中感到最为灰暗的一段日子，日语一点不懂，主要的是与我在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指导教授濑野
三先生的沟通方面成了问题，濑野先生布置的论文研究方向，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惑。于是，我将自己的困境，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了研究生院的石耀霖老师，希望得到一些他关于如何面对留学生活，以及如何与指导教授沟通方面的指导，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及时地收到了石耀霖老师的回信，并得到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与建议。
于是，我与指导教授濑野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及我对其所布置论文研究方向的困惑，以及我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等等，同样非常幸运的是，濑野先生充分尊重我的意见，并给予我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同意修改我的论文研究方向，并在我以后的博士论文工作中，就他所知，给我以极大的指导与帮助。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3月间，我们地球科学学院与日本东京大学地震所签订了一份关于科研与教育合作的备忘录，我代表地球科学学院，与当时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加藤照之教授一起，在研究生院共同签署了这份备忘录，我特别提请加藤先生，首先安排我的指导教授濑野三先生，进入当年度来研究生院访问的地震研究所三人教授名单，并给我们的研究生们讲授一门关于地震学方面的夏季学期讲座课程。期间，我陪同濑野先生散步在美丽的研究生院玉泉路校园，谈及当年那过去的诸多往事，包括我向他言及修改论文方向的一幕，真有一种“往事并不如烟”的恍惚。
1996年底，经过学习上比较艰难的三年多时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于是，在答应我的指导教授濑野三先生，继续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半年的同时，开始与研究生院联系我回国工作的一些具体安排。
我的硕士指导教授，时任地学部副主任的周蕙兰老师，为我具体联系并办理申请1997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科学院与教育部等方面的科研启动基金的全部事宜，她亲自多次为我去跑相关部门；还有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的石耀霖老师，在电话及Email中，为我所提的一些要求，例如：安排我爱人的工作问题、安排我回国后的住房问题，及安排我的办公室问题等等，一件一件事情，亲自过问、联系与落实，使我感到非常地温暖。
1997年7月24日那天，相别近4年之后，我乘上东京至北京的航班，回到了北京。由于我们携带的行李较多，经过北京机场海关时，受到了海关方面的特殊关照，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我们进行翻箱倒柜般的检查，加上当天的气温高达40度，于是心中便越发感到极度地沮丧，到了最后，我们所
在的那个航班，就唯一剩下了我们两人。终于，满身大汗且精神非常疲惫的我们，能够被允许推着被翻得非常凌乱的几个箱子，一步一步地走向机场海关的出口。
不过，在海关出口，我们看到了石耀霖、胡天跃与杨忆三位老师，站在出关口外，举着写有我们姓名的牌子，还一直等在那里，这是一幕我们至今想起仍感极度强烈、极度温馨的画面，尤其是经过北京机场海关那倍感无奈与屈辱的过程之后！
转眼间，回国之后，我在研究生院又“呆”了十余年时间，中间又有许多事情，使我难忘。包括当我后来回到研究生院，一些不是石耀霖老师能够控制，甚至不是研究生院能够控制的原因，导致原先似乎已妥的我爱人的工作安排及我们的住房安排，也一件一件地成了永远没有落实、没有任何下文的问题。
研究生院这十余年的时光，又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我们地球科学学院（前身地学部），在2004年分离并重组独立的资环学院之后，现在仍然发展为教员近30人，学生600余人的学院，开设课程130余门，特别是众多的年轻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在周蕙兰与石耀霖等师长的带领与传承下，地球科学学院始终保持一种团结与奋进的氛围。但愿这样一种传统，关心后学成长的传统，在深植于我们研究生院师长心中的同时，通过我们，在现阶段的研究生院，继续传承下去。
谨以此一短文，献给我为之工作多年的研究生院，在她成立30周年之际。
（魏东平，研究生院地球学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