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辈们

  • 严萍 (2014年以后的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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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萍

毕业整整20年,校庆时和同学们神聊,发现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同一个单位的同学少之又少,而我就是那凤毛麟角之一,不经意间,我已经在电工所工作学习20年了。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也从一个技术员成长为一名课题组长,但我不会忘记,在这段追求科技真理的征程中,那些给予我无私帮助、指导和呵护的前辈们,是他们引领我走进并融入电工所这个大家庭。

张适昌老师——让我知道科学院有个电工研究所

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说法叫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快毕业时班主任把需求单位列成长长的表格供大家参考,对校园以外之事一无所知的我没有太多想法,只想着好好工作,“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天,班主任找到我,说有一位张老师要和我谈谈。只见一位戴眼镜的先生,朴实的外表透着书卷气,一副学者的气质,让人觉得一见如故的亲切。谈话轻松而又愉快,在谈及我的课题时,张老师饶有兴趣地和我一起分析试验现象,提的建议让我顿开茅塞。张老师告诉我在学校的对面有一个科学院下属的单位叫电工研究所,有些研究和我所学很相似,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从事科研工作。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位先生就是电工所高压实验室的张适昌主任,刚才的谈话是入所面试。中科院的大科学家如此平易近人,不仅和我这种尚未出茅庐的菜鸟聊天还点名要我去工作,这让我兴奋不已,也因此对电工所产生一种憧憬和向往。

再见到张老师是在他的主任办公室,身后高高的书柜中整整齐齐排放着各类专业书刊杂志,面前的书桌上摆放着大量的文件和资料,张主任抬起头和蔼地微笑着说:“来报道了?让李荣带你去办相关的手续吧。”

真正工作后才发现,工作和实验的科研任务很重,平时很少见到张老师,偶尔见到也是在忙碌,不是在书山里读书写字,就是在实验室指挥实验,一刻不停歇。尽管在美国喝过几年洋墨水,但张老师生活很是简朴,总是一身休闲随意的夹克或工作服,在记忆中却找不到张老师穿西服的印象,没有架子,朴素、平和得像邻家的大叔。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89年电工所在承德主办的高功率粒子束会议,会上可谓群星荟萃,我有机会首次见到脉冲功率届的诸多大牌专家,聆听着张老师及大师们的讲座和对话,感到无比崇敬,受益匪浅。

留学回国后,我和张老师同一个实验室,在一起的机会多了起来,真实地感受到了张老师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对科学的热爱。作为科大物理专业的高材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多年的实践经验使张老师对从事的专业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身为研究所战略研究专家,高屋建瓴地思考着电工所学科的规划和发展方向,当他在工作和思考中有所得、有所感时,对我们年轻人总是倾囊相授,使我们由衷敬佩并获益颇多。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为一个物理过程的描述而困惑,张老师便借给我一本书,并将一些章节用标签做上记号让我看。我阅读后加上自己的领悟很快地解决了问题,方才体会到张老师的用心良苦。张老师会在闲谈中讲述三室光荣历史,讲述老一代科学家所做的努力和辉煌业绩,表达对我们寄予的希望。我们室里的年青人都很喜欢和张老师交流,总能在与张老师的讨论和辩论中获得很多灵感和启发,每逢重要的报告或学术论文在送出之前,也要给张老师讲一讲,听听张老师的意见。

在我们心里,张老师是一位专业而敬业的科学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像敬重科学一样敬重张老师,要不断努力,不辜负张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孙广生老师——带我走进科学研究的殿堂

几乎和我进所同时,孙老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归来,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工艺品: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里面雕刻着一棵俊秀的树。孙老师介绍说这是放电形成的电树,MIT教授送给他的纪念品,我无限神往地凝视着这棵树,原来科学也是一种艺术。

孙老师是中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后早期的研究生之一,不但博学多才,而且真诚开朗,经常谈笑风生,很有人缘,和他在一起充实而快乐。我曾有幸和孙老师共事,共同进行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的研究。从调研、研究方案的设计,到实验研究、仿真计算、理论分析和归纳总结,认认真真地走了一个全过程,经历了很多个“第一次”,感触颇多,收获颇丰。当时国内尚不重视论文的发表,孙老师在笑谈洋插队的经历之间,把MIT的学术观点和思维方式传授给我们,告诉大家论文是学术交流的第一步,不仅重要,而且很重要。在他的指导和督促下,我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从此信心大增,和“战友们”再接再厉,本研究小组成为当时电工所的论文发表大户。孙老师还告诉我们科学是不分国界的,要想做得好,一定要了解国际前沿,一定要和行家对话。在孙老师的坚持和要求下我首次参加国际会议并做口头陈述,发现只要有思想,交流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些经历对我后来出国深造并顺利地完成学业至关重要。

孙广生老师带着我不断挑战自己、超越自己,让我认识到科学研究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快乐。

王永荣老师——教会我做人、做事、做学问

一入所就被分到王老师管辖的研究组,20年风风雨雨一同走来,是领导,是学长,是父兄,给我们呵护,让我知道工作是件快乐的事情,单位也是一个家庭。

王老师的这个研究组是清一色的“清华帮”,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但是相同的出身,相同的专业使得大家很有共同语言和情感。由于高电压技术的工程性和高电压实验的特殊性,合作是我们工作的基本要素。王老师像一个家长一样带着大家同进同退,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记得那年调研液电清砂,我傍晚到达重庆,一路问了十来家竟然没有收留女客的旅馆。几位老师陪着我走到后半夜才找到一个分男女宿舍通铺的旅店住下,当时我真恨我自己怎么不是“男儿身”,成了大家的负担,添了那么多麻烦。可即便如此,王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安排我出差同行,从没有嫌弃过我是一女同志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从没有抱怨过带着我这个“包袱”出差可能引起的不便。他说这是这个组的传统,团队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问题,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抱怨和放弃。到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对工作很重要,对个人的成长和经验积累也很重要,大家要共同参与,协同并进。

有时候科研不但需要智力,也需要体力。塘沽的海洋震源项目让我有了深刻的体会。几十公斤一台的电容器不但要排好,而且要从岸上通过独木板搬到作业船上,电缆、电极也都是有份量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一连几十天,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王老师重活、累活、危险的活总是抢着干,身先士卒,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不但没有怨言,而且工作得非常愉快。当采集信号得到满意的数据时,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成功的喜悦,一切劳累包括六级海浪中的晕眩全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王老师负责科学院雷电防护安全检测站的工作,他对全院京区的每一栋建筑了如指掌。每年组织监测站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每天布置任务的时候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嘱咐被测建筑的注意要点和安全要点,工作细致认真,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作者。王老师是一位老党员,他说的少,做得多,凡是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他都身体力行先做到了再对我们提要求,跟他在一起有一种纯净的快乐。在他身上我学会要想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事、做好人,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样才有人格魅力,才能团结大家做大事情。

这些前辈们让我认识了电工所,体会着电工所,享受着电工所,我为来到电工所而庆幸,为成为电工人而骄傲。我们要将前辈们的严谨、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发扬光大,把刻苦、勤奋、认真的工作态度传承下去,把善良、豁达、开朗的为人风范延续下去,要让年轻人们为能进入这个大家庭而感到幸福、自豪和骄傲。

(严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电工所极端电磁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