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国杰
一、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决定企业的命运
1、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首先，2006年我国节能和减排两项硬指标没有完成（十一五计划要求每年单位产出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现在各地政府最关心的还是上项目，实际上还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且，有些官员把抓自主创新当成一场政治运动，认为抓“自主创新” 的高潮已经过去，从现在开始要转向抓“和谐社会”了，对技术创新的艰巨性和持久性缺乏思想准备。
第二，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只有1/9左右的企业有科技活动。在对2005年我国500强企业的调查中，只有373家提供了研发数据，其投入比例都小于1%；而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
我国电子产业的销售利润率逐年下降，从2000年到2005年，销售利润率从6.71%降到4.22%。 4.22%是什么概念？我们要求企业要将销售额的5.2%投入开发，才能叫高技术企业，国外的要求是 8%。如果把4.22%减去5.2%就是负数了，这怎么能称作高技术企业？另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也逐年下降，这都不是好消息。
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但是，有些人错误地理解了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提的时候就把产学研结合、市场为导向都去掉了，仅仅提企业是主体。2005年以前，我与很多地方领导谈技术合作，他们都很热情。但到了2006年，他说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以企业为主体，政府的钱都是直接给企业。这是对国家政策的误解。
实际上，近两年中央国有企业的年利润超过6000亿元，每年拿出1000亿元投入研发，企业应有这种能力。
第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死亡之谷”
自主创新应该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整个创新链的一部分。
我们科学院在搞知识创新，我个人认为，知识创新更确切的说法是科学创新，也就是科学的发现。在知识创新这一环节，基础研究、973、863等科研项目，国家都是有投入的；技术创新环节，有风险投资和企业对产品开发的投入，也有钱的投入；但在两者之间，在技术转移的前期，几乎没有投入，我把这一段叫做“死亡之谷”，很多研究成果到这一部分就死掉了。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把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放在一块儿讲的原因。实际上，技术转移也是创新的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第四，我国专利申请大有进步，但情况仍不容乐观
截至2006年10月，中国的国内有效专利已达到了57.4万件，以20%的速度增长。与1986年相比，翻了5番。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去年来自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接近4000件，增幅达60%，位列全球第八，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位的发展中国家。2006年，国外在华三种专利申请量达到102836件，国内三种专利申请量达到470342件，是国外的4倍多。
但是，我们还不能仅因为表面的数据而盲目乐观，在这些乐观的数据后面，还掩盖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事实。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国内外同类发明专利申请量比例最高的领域是中药，占98%；第二是非酒饮料，占96%；第三是食品，占90%，其次分别是中文输入法占79%，污水处理占73%，特种陶瓷占64%。国外在我国申请的发明专利则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国外在华发明专利量占国内外同类发明专利比例最高的是无线电传输领域，达93%；第二是移动通讯，占91%；第三是电视系统，占90%；其次依次是传输设备占89%，半导体占85%，电视零件85%，遗传工程75%，西药69%。
另外，中国在国际标准化制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世界标准化组织ISO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14941，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导制定国际标准5296，发达国家占95%以上，而中国只主导制订 47项，只占0.23%，其中ISO标准32项，IEC标准15项。
2、必须树立正确的“技术观”
技术不是万能的。不同行业对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同，有些行业如零售业（如沃尔玛）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是管理而不是技术。但先进的管理也需要高技术（RFID)。
光有技术不能保证企业盈利和发展。我国目前真正的高技术公司不多，联想、海尔等大企业过去几年的发展主要靠“高管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传统产业。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上个世纪60年代，如果我们国家没有”两弹一星”，别人就不会承认中国；到了21世纪，没有软件和计算机，国外就不会承认我国的大国地位。
国内的广大市场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源，但用市场换技术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才资源，技术创新才是强国的根本出路，舍此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要从落后中吸取教训。假如我们只满足于模仿国外公司成熟的技术，不以极大的努力关心竞争前的核心和关键技术，不具备把本国发明的尚不成熟的核心技术变成企业可用来赚钱的技术的能力，我们国家只能永远居于产业链的下游，以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利润，被技术进步边沿化。
二、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误区
1、不要把创新当成万能药
根据美国的统计，创新所创造的价值，占美国GDP的一半左右，即使这么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全靠创新。我们现在连居民委员会都要建立创新居委会，创新已经被庸俗化了，但创新不是万能药，创新不能包打天下。
什么是创新？创新的要义是求变、求新。但世界上万事万物从旧到新，变化是要有规律的，稳定和变化一定是辩证的统一。变是有度的，有的东西不是变得越快越好。到一定程度就要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再变。
我到外国考察时就深深感觉到这一点，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城市，可以几十年不变样，保持非常宁静的环境。象美国的桥，100年前的桥到现在还不用重新建，但我们国家光长江主干线上的桥梁就有60座，全国加起来有50—60万座桥，还派人到美国学习怎么造桥。
2、纪律和创新精神同等重要
中国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好，不完全是创新不够，而是不规规矩矩办事，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我国电子和软件产品可信度不高，不是创新不够而是质量控制不严，制造部门员工的纪律不强。在西方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办法到我国就行不通。
我跟一位台湾搞半导体的老总谈，为什么我们集成电路发展不起来，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他认为并不是我们国家的人才不够，技术不够，而是纪律不够。有一段时间成品率低了，后来发现是个别人吃了饭以后不戴口罩造成的。
3、不要机械的理解三类自主创新
我们现在大会、小会纷纷讲，自主创新是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和消化吸收创新三类，但是这三类是不正交的。为什么不正交？自主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战略、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作为一个好的系统，包括“神舟六号”，从大系统看是集成，但是以集成为主的系统设计可能包含许多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也是需要消化吸收的。因为原始创新不一定都来自基础研究，大量的原始创新体现在知识的领先应用（leading application)。
如同专利要强调新颖性一样，不管是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还是消化吸收再创新，都要强调“新颖” （original), 强调新知识和知识的新应用。
所以，我认为可以分类，但是不要将它们简单的分成A 、B、C档，原始创新是优秀，集成创新是良好，消化创新是及格，这个是不对的。
4、不要误解创新
创新不一定是奇迹。不要太寄希望于个人的突发奇想，创新更多的要依靠制度的运作，靠团队的力量。
创新不等于完美。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所以不要怕创新中犯错误，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东西方文化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西方非常重视验证，包括像微软等很多公司，测试人员比开发人员多得多。
创新活动不是简单的流水线。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是上游连接下游的简单线性关系。创新活动有点像足球赛一样动态变化，每一个运动员都可能进球。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会提炼出科学问题，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科学有时就在技术旁边。
不要把成绩排名第一当创新。在我国存在着“第十名现象”，就是在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 在升入中学、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不要盲目相信对科学家、发明家的片面宣传。我国对科学家的报道经常有点片面，宣传一个科学家说都是傻乎乎的，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比如说爱因斯坦，他在德国物理所当所长之前，曾发明了旋转罗盘，并同商人安许茨·肯普费合作销售，从中提成1%,得到2万马克报酬。这就说明他是多方面的人。
5、不能只在别人技术的基础上小打小闹
根据相关统计，后发国家在人均GDP小于5000美元时，主要以技术改进为主；大于5000美元时，以自己创造技术为主。我国自主创新中最缺少的是竞争前的核心与共性关键技术，而不是资金和一般的技术。从长远来看，将来企业和地区的发展谁走在前头，不是看谁会融资谁会抓“项目”，而是看谁真正重视核心和关键技术，谁真正重视产学研合作。
研发与产业存在对称规律：厚积厚发，薄积薄发。在高科技领域，一个技术标准往往决定了一个行业的技术路线，影响最深的是技术标准带来的产业控制和专利税。
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周期在缩短，但真正对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一般需要10 年以上的研究，只做短、平、快的开发研究很难成为行业的 ”领头羊“。进入信息技术标准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十年以前研究的成果。信息领域要瞄准未定型的标准做基础研究，有些研究可能是“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而我国电信运行企业的研发投入太少，中国移动等盈利大户每年的研发投入不到营业额的千分之一。
6、企业只有先“做强”才能进一步“做大”
都说要做强做大，但是很多企业都是先做大再说。这方面，我们需要一点远见。
在制定信息领域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时，有些领导和专家提出要以引进消化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也许这种战略对信息产业却不一定适用。
我们国家发展科技以前有四句话，叫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产业、引领未来。后面几句都比较好理解，但是重点跨越很多人都做不到，也不太愿意使力气，但是对于像信息领域这样的发展，如果没有一种跨越的战略，想做强或取得比较重要的地位是不容易的。
产业或产品的发展一般经过“幼童”、 “明星”、“金牛”、“瘦牛”四个阶段。所谓“幼童”是指新产品刚刚上市，市场占有率低但市场增值率较快；“金牛”则正相反，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高而增长率低。信息产业做强的战略应该是抢占“幼童”产品的上游，比如三星公司做液晶显示、诺基亚做第二代手机都是采取这一战略获得成功的案例。
我国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目前还难以独立承担突破“幼童”产品核心技术的重任，唯一的出路是产学研结合，通过技术转移方式抢占未来主流产品的上游。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决心组织全国产学研力量来做颠覆性的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7、技术转移重在“吸收”而不在“推广”
很多人把技术转移理解为技术推广，实际上这是两件事情。技术转移的关键是提高企业选择、吸收大学和科研单位核心技术的能力，技术转移重在吸收而非推广。
企业应成为技术的投资、研发和应用的主体。不少领导认为企业已经是投资和技术应用的主体，现在只要企业多承担一些国家科研项目，就能成为研发的主体。实际上，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主要应体现在具有策划、定义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的能力，掌握一部分核心或关键技术，必须有一批眼光敏锐、洞察市场潜在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产品经理。
企业应该是开发新产品的主体，要主动找技术，指望大学和科研单位获得的科研成果能直接变成市场产品是不现实的。
8、技术的扩散和应用能力比技术创造能力更重要
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8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不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而是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应用，因而国家创新能力的加强主要是知识扩散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9、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最活跃的往往不是大企业而是创新型小企业
国际上技术转移的惯用模式是先将技术转移到创新型的小企业。大企业往往是技术转移的最后归宿，对初始的技术转移兴趣不大；而中小企业中，平均每个雇员完成的技术创新成果是大企业的2倍，小企业中平均每个雇员所承担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也为大企业的2倍。
美国电子工业与已经成立了20年以上的成熟企业相比，新企业创造的工作岗位数为前者的 115倍。5-10年的企业为前者的55倍，10-20年的企业为前者的40倍。
10、技术创新不能自给自足
美、日、欧的跨国公司，其来自外部的技术资源也占到大约80%，也并不是完全的自主创新。高技术企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是技术知识和资金，技术知识应当像资金一样流动起来。整个创新链的本质上就是实现资金和知识的转换。
理解技术转移的必要性要从理解分工和交换的意义开始，因为技术转移就是把知识当成一种商品进行交易和经营。大学与科研机构是“Make Knowledge”的地方，主要实现将资金变成新知识的科学创新；企业是“Make Money”的地方，主要实现把知识变成钱的技术创新。这两个分工是很明确的。
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影响，我国数十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这是我国的一笔宝贵财富，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效率的技术转移机制，使企业尽快具有领导技术潮流的竞争力。
11、成果很难转化成产品
我国的官方文件和媒体宣传，经常讲的是“成果转化”，而较少采用国际上惯用的“技术转移”，这一用词的差异可能反映出国人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存在误区。
成果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制过程中获得的新知识。技术转移的关键在于技术能力的获得，即技术转移的接受方能独立掌握转移的技术并形成相关的指示体系。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科研“成果”，但真正转化成有竞争力的市场产品并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成果中包含的独创性的知识不多。
12、技术转移不是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
1998年，NHS报告中评估美国、英国主要大学的平均技术转移收入是他们研究经费的2.5%， MIT的也只是占它研究经费的3%。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耶鲁大学都表明，他们从事技术转移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公共利益，主要不是考虑他们自身是否得益。
三、技术创新是文化与人才的较量
１、科研人员要增强忧患意识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增强忧患意识的指示对科技战线有特殊的意义。增强忧患意识就要多反思，多发现问题。现在的各种会议自夸成绩多，分析问题少，这种风气需要改变。
科技战线不断取得新成果，国外鼓吹“中国威胁论”，你吹5分他吹8分，国外是大忽悠，我们是小忽悠，使科技界容易滋长盲目乐观情绪，缺乏清醒的头脑。实际上我国在许多核心技术上至少比国外落后两代以上，包括我自己做的芯片。两代的差距就是4年。我希望到2010年能把差距缩短到1-2年。
另外就是抓住机遇。基辛格博士说，“世界上唯一有一件最宝贵而不可能储藏的东西就是机遇。” 对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稍纵即逝，必须加倍努力抓住机遇。
２、我国技术创新效果不显著的症结在哪里
IBM的前总裁郭士纳在总结IBM复兴经验时，把文化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他原来认为文化只是企业持续兴旺的因素之一，但他后来发现：“Culture is the game”。技术创新看起来是技术上的竞争，但决定胜负的是文化和人才素质的较量。
我认为，目前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科技投入，而在于科技管理的体制机制，如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造成的条块分割、官本位、急功近利、小农意识等。体制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化，体制机制上的障碍说明有些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不适应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官本位、急功近利、小农意识等本质上是一种落后的精神文化，落后的文化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
首先，包产到户的科技管理方式不符合高技术研究的规律。我们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财政部、科技部还在大力推进课题组长负责制，国家各部的每个司长、处长都具体管几十甚至上百个项目，看起来工作具体细致，实际上不符合高技术和重大项目的规律，科学不是这样发展的。只有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适于这种管理，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在做一个项目。
讲到科技管理，我举一个例子，诸葛亮和李冰是成都两位杰出的人物。这两位先辈都非常敬业，也是非常聪明的领导人。诸葛亮一生勤奋，鞠躬尽瘁，就像我们的科技部一样，管得非常非常细，但最后事业却失败了。而李冰领导修建的都江堰，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成都地区的人民。所以高科技的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一定要学李冰，不要学诸葛亮。在武侯祠有一个对联，“能功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实际上是隐喻诸葛亮的。虽然你鞠躬尽瘁但是管理不好。伏龙观也有一幅对联，“因地制宜，代天行化”，讲的是李冰修建都江堰的形式方法。这其中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其次，科技界要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的精神，提倡讲真话讲实话，特别是下大力气反对和抵制各种走过场的评审会和验收会。我参加过多次评审会和验收会，基本上鉴定意见、评审报告都是事先写好的，而且可以自己给自己写，写完以后再讨论。这种评审意见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文化。应当非常严格的每个人背靠背，畅所欲言把正确的意见讲出来，但这种氛围现在还没有形成。而且在专家组内，要反对那种只要本单位的课题能上就不要对与其他成员有关系的课题提意见的潜规则。
再次，要努力改变“官本位”的落后文化。官本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根深蒂固影响的一种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落后文化产物。官本位使科学研究带上了行政化的色彩，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高层次人才在学术方面的发展。现在有些科研人员不愿在科研第一线攻关，总想着去当什么“长”，或愿意到管理部门去工作。博士毕业后5-6年还在第一线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已成为我国科技界的稀缺资源。所以，科研单位要分别培养科研尖子人才和科研管理人才，并用不同的评价体系考核两类不同的科技人员。
3、要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我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利于创新的成分，但也有鼓励创新的成分，只是过去没有好好总结而已。英国历史学家汤比因曾说，“只有当中国文明的精髓引导人类文化前进时，世界历史才找到真正的归属”。
我认为，追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我们国家现在特别喜欢讲竞争，竞争确实有利于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比以前吃大锅饭要好得多。但是竞争也是双刃剑，无序的竞争可能会导致科技资源的无效利用。在强调竞争的同时，更要强调有效合作，要充分相信经过多年考验的科技骨干队伍。
民族自信心是自主创新的前提，要有藐视对手的气魄与胆量。我国第二代身份证卡采用自己的 IC卡技术，是应用支持自主技术的成功案例。我国不能做国外技术的超前应用试验场。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都有支持本土产业发展的义务。
4、创新不是对人才唯一的要求
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内涵之一，科学精神还包括追求真理、淡薄名利、理性的怀疑批判精神等等。大学生、研究生要全面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有理想、讲信用、守纪律，有可能比创新精神更重要。“龙芯”团队的口号是“求实、求实、求实、创新”，创新与求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创新的基础，欲“顶天”者必须“立地”。
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人才是被逼出来的。曙光一号的研制者几乎都没有造过计算机，牵头人樊建平的博士论文是做字形自动生成研究；龙芯CPU的研制者都没有研制过芯片，领军人胡伟武原来的研究方向是并行机系统软件。对年轻的领军人既要信任又要严格要求，特别要注意“扩胸”，注重情商教育。不要“捧杀”出成果的年轻人才。
5、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JPL实验室的格言是：“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而要走没有人走过的路并留下自己的脚印”。讲自主创新一定要强调中国特色，强调适合中国国情。不要相信“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开始做CPU时，许多人认为中科院计算所不懂微电子，做不了微处理器，“龙芯”走了一条与传统CPU 设计不同的路 。
没有把握完成的研究可能取得跨越性的成果。如果立项时可行性报告做得很充分，实现的细节已考虑得很周到，完全有把握完成，这样的成果往往没有大的创新，更谈不上跨越发展。决策者要有挑战风险的胆识与魄力。只要有相关的技术基础和高度的责任心，大方向把握准了，加上努力拼搏，就能超水平发挥，做出让人眼睛一亮的成果。
(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所所长，研究生院教授)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演讲整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