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国外大学怎样 实践体制创新 走出“象牙塔”

  • 陈丽萍 (2014年以后的旧数据)
  • 1859
作者:陈丽萍

在创新引领发展的今天,大学的责任和使命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育人和传承学术价值,还要承担起服务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任务,也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够为自己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获得发展的空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几所著名大学正在进行这样的体制创新实践。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的责任、使命、价值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要求大学既要走出“象牙塔”,又要超越“象牙塔”。所谓走出“象牙塔”,就是大学不仅停留在育人与传承学术价值的层面上,更要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承担起社会赋予大学的责任;所谓超越“象牙塔”,就是大学既要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又要引领社会向前发展,在理念、意识上具有先导性,自觉地以新思想、新文化引领社会前进。大学如何发挥这一作用,获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国外著名大学体制创新实践模式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服务区域经济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校长拉里·R·福克纳教授认为,大学在经济上的作用是区域性的,一所大学要想在区域经济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了解这个地区的特点以及用什么方式为这个地区服务。奥斯汀分校看到美国电子工业和计算机工业的未来,该校成立了电子研究院。电子研究院为美国电子工业和计算机公司输送了许多专业人才,著名的戴尔计算机制造公司创始人麦克·戴尔曾是奥斯汀分校一年级的学生(麦克·戴尔19岁放弃学业,从事专业计算机制造工作),许多奥斯汀分校在校及毕业生参与了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的科研与服务。目前,美国有3家财富位列500强的企业总部坐落在奥斯汀地区,其中最大的戴尔公司,由奥斯汀分校的学生创建并管理;排位第二的摩托罗拉公司,由一名得克萨斯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创建;另一家经营林产品、纸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公司与许多高校共同研究开发新产品。福克纳教授认为,发挥大学的区域经济服务功能,应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大学要有一批卓越的科研人员和教师队伍;二是拥有国际领先的研究项目;三是大学对当地有影响力,并赢得了社会的公共信任;四是本地区有良好的环境与发展空间;五是大学领导积极参与当地的商业活动与政治活动,并且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柏林工业大学:科技产品市场化

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商品,流入市场,服务社会,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现代大学的使命。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特·赖纳·库茨勒教授认为,科技知识的创新与应用是德国国力强大的根本原因,大学是科学知识的发现者,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参与者。柏林工业大学科技产品流入市场最常见的途径有三种:一是该大学与经济界和产业界以及消费者直接对话,探讨有关课程设置、学科内容及其改进方法等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教学计划;二是大学加入柏林技术基金会,通过基金会网络,促进大学与公共机构以及私人部门的合作,进而实现技术转让,柏林技术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把科研活动与产业界联系起来,为产业界人士与科研人员共同搭建科技转让的平台;三是成立技术转让机构。柏林工业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立了技术转让机构,科研人员通过申请专利和许可证的方式进行技术转让。目前,仅在柏林地区的大学就有14家这样的机构,使得大学的科研产品很快转入市场。

早稻田大学:实现“知识共创”

服务社会的内容不应仅限于科技领域,参与政府决策、服务社区等活动,也是大学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重要体现。21世纪初,早稻田大学推出了“知识共创”的主导思想。“知识共创”的合作对象是市民、企业、地区以及政府。具体而言,与市民的“知识共创” 是开发和实施终生教育活动;与企业的“知识共创”是大学与企业共同开展科技研究,大学向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转让,与企业共同创办公司等活动;与地区的“知识共创”是发展地区教育事业,挖掘地区的内在潜力,加强与本地企业的合作,促进学生参与本地区建设;与政府的“知识共创”是学校积极参与政府的决策,对政府实施的新政策和法规进行事前和事后评价,从而发挥智囊团的作用。

早稻田大学1998年成立亚太研究科,亚太研究科独立于院系,以研究生院的形式开设,目的是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视角,展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经营、产业、社会等学术性问题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返还于社会。

为应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化趋势,早稻田大学实施了信息化推进项目,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实施于1997年至1999年,以“选择的自由和提供多样的机会”为课题,建设了可供5万名学生共享的信息资源;第二阶段实施于2000年至2002年,以“从知识教育转向构想教育”为课题,同时推进了教学的开放化和研究的开放性;第三阶段于2003年至2006年实施,核心是通过电脑和网络设备与国外大学的班级自由交流以及课程、教材的自由互换。目前已有17个国家的33所大学参与了该项目的合作。

早稻田大学的另一举措是在海外设立科研机构,并强力推进实施。2004年3月早稻田大学在新加坡设立了联络办事处,与南洋理工大学共同实施技术管理(MOT)学位教育;2004年8月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教育科研联合中心”,与此同时,在复旦大学内设立联络办事处,在复旦大学的全力支持下,计划在上海地区开展多种多样的教研交流活动。2006年早稻田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共同成立学院,培养掌握技术并具有制定经营战略能力的人才。该学院面向东南亚各国招生,毕业生可获得与日本本土学生同等的学位。早稻田大学在积极推进海外科研机构活动的同时,与各地区的教研机构共建全球性的知识网络,促进“知识共创”的顺利实施。

庆应义塾大学:战略性地推进科技服务

庆应义塾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立双雄”。庆应义塾大学的实践模式是构建科技服务体制,实施科研服务战略,有战略性地推进科技服务。

庆应义塾大学成立了一批前沿性和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如:综合医疗研究中心,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艺术中心,新川崎尖端研究教育合作中心,尖端生命科学研究所,教养研究中心,东亚研究所,数码媒体信息内容整合研究机构,全球安全保障研究所,等等。这些机构主要从事尖端与前沿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新兴学科的发展。

为推动科研向前发展并将科研成果转向市场、服务于社会,庆应义塾大学成立了各研究机构的平级单位“研究管理促进组织”。研究管理促进组织下设研究促进中心、孵化中心、知识产权中心、研究管理办公室以及研究规范委员会等机构。研究管理促进组织成立的目的是用管理手段推动科研服务,一方面协调学校内部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社会、政府的合作,促进学校产学研合作发展,争取企业或科研单位在经费、设备、社会实践等方面给予学校支持,学校则在科学研究、人才资源、产品开发等方面直接为企业、科研单位、社会提供服务。

在知识共享的全球社会中,庆应义塾大学与亚洲、欧洲的一些国家建立了跨国的科研创新合作项目。例如,接入网络的光学和电子仪器科技项目,由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塞尔维亚、捷克共和国、保加利亚、斯洛伐克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9个国家科研人员共同参与完成。 3E(能量、环境、经济)科研项目,是庆应义塾大学与清华大学合作的科研项目;自动识别实验室是国际性的合作项目,是由上海复旦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韩国ICU大学、瑞士圣加仑大学联合组成的科研合作项目。这些卓有成效的跨国科研合作项目,促进了庆应义塾大学相关学科的建设,提升了科研质量,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陈丽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部副主任;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