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8日,记者有幸采访了微生物所真菌学家郑儒永院士。当我如约来到郑院士办公室时,她和蔼可亲的微笑化解了我心中的胆怯,我开始用心去聆听郑院士的讲述。她将一生的经历和感悟娓娓道来,自始至终她都微笑着,微笑中渗透着成功的喜悦和人生坎坷,平凡中隐藏着伟大。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郑院士,1931年1月生于香港。父亲郑铁如是杰出的国际金融专家,他正直、清廉,不追名逐利,爱国爱行。父亲对郑院士影响至深。母亲是北京师范大学首届毕业生,温柔贤惠,对子女要求严格又关爱倍加。郑院士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家庭中。
郑院士读初中时,日军入侵香港。她不得已随兄弟姐妹开始逃难生涯,学业也因此落下。抗日胜利后,父亲将他们接回香港,由于英语落下太多,郑院士不得不转到广州真光女子学校读高中。
在真光期间,郑院士读书很认真,笔记详细而整洁,因此总是在考试来临之际发现笔记本不翼而飞。三年里的所有考试,郑院士都成绩优秀,因而获得了当年真光学校毕业生中唯一的保送教会大学的名额。而那时,郑院士的心情却是喜忧参半。虽然可以免试进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知名高校,但是她心仪已久的建筑设计专业只在清华大学开设,而清华大学又不在推荐范围内。当时正是解放前期,郑铁如先生实在不放心女儿只身远赴北京求学。无奈,郑院士只好重新考虑。最终她选择了岭南大学园艺系的庭园布置(现景观设计)专业。
不料天意弄人,入学注册时,她发现该专业由于生源不足自那学期起被撤消了。也许是机缘巧合,郑院士认识了植物病理学专家林孔湘教授,在林先生的引导下,郑院士转系到刚成立的植物病理系,开始新的求索。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郑院士开始上林先生的课。每次课后,林先生都会布置很多参考文献让学生读。几周后的测试中,郑院士非常自信地交了一份自己颇为满意的答卷,而试卷发下来时却让她惊得目瞪口呆,“79分,从来没有得过这么低的分数!”然而这却是林先生给的最高分,他是这样回答的:“知识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永远不要固步自封,要善于自己去发现和扩充新内容,你们已经是大学生了。”林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让郑院士受益匪浅。大学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养成了及时补充知识欠缺的好习惯。
到了高年级,郑院士开始自学林先生曾在康乃尔大学的讲义及相关文献。每周向林先生汇报学习心得,与他讨论在自学过程中遇到的疑问。这为她后来进行独立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3年,郑院士大学毕业。她毅然放弃了家里为她安排的海外留学机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微生物所前身)工作。
“那时候,我刚刚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觉得祖国刚解放,正是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候,应该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培养,怎么可以像个逃兵似的跑掉?”郑院士微笑着回忆道。
但是刚步入工作单位,她就遇到了难题。教授和同事都用怀疑的眼神看她“这个出生在香港的娇小姐能搞好科研吗?”大学成绩突出的她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怀疑,最后戴芳澜先生收她在自己的课题组。
在戴先生的课题组里,郑院士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得失。起初,她在戴先生的安排下在标本室工作,整理、登记从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送来的上万号标本。在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中,郑院士积累了大量信息。一段时间后,她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得到戴先生和同事的肯定。
1958年底,微生物研究所成立,由戴芳澜先生任所长。这一年,郑院士也得到戴先生认可,可以独自立题研究了。
此时,跟她一同进所的大学生都已经作了很多研究,并发表了文章。但她并不觉得虚度了那几年年华,在标本室的工作使她有机会熟悉大量真菌的形态、特性及学名,同时又可以自己支配时间来有计划的进行自我提高。进行立题研究之后过了五年她才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她谨记戴先生的教诲:“工作要进行到几乎什么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的时候再写文章,文章不在乎多,在乎质量。”在戴先生的影响下,郑院士做研究严谨踏实、精益求精。
她乐于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科研工作,几乎没有休过假,周末也变成了工作日。几十年在显微镜下操作,她经常眼睛酸疼,还患上了严重的脊椎病。她的脊椎被钉上了两根钢柱,并铆上了十颗钢钉。如果她一天坐着超过1小时,就会发病,即使如此,她仍然站着坚持工作。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郑院士过对白粉菌详尽的研究,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
1985年她发表的白粉菌属级分类系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引用。她还在分类难度很大的毛霉目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的变种。
1999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如今,郑院士已经70多岁高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她在实验室忙碌的身影。她说:“还有很多研究工作没有做完,必须亲自做。每逢单年,要进行新院士评选,材料要认真看,很多不懂的要自己查阅资料,向内行请教才好下结论。必须对人家负责。”每次院士评选,郑院士都会花三个多月的时间看评审材料。此外,所里、所外的各种评审材料郑院士再忙也会抽时间看,没有丝毫含糊。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郑院士对年轻一代科学家寄托了很大期望。她将自己一生的感悟总结出来,希望能对年轻学子有所启迪。
首先,大学毕业后的前五年非常重要,是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培养好良好的工作态度和习惯以及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预备阶段;五年后就应该大大提高一步,独立做好本职工作,出成果,逐年更上一层楼。
第二,到一个岗位选定方向之后要先适应。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要对工作有浓厚的兴趣,即使最初没有兴趣也要努力培养出兴趣来。要相信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只要对工作有责任感,愿意把工作做好,就一定能够培养出兴趣来。
第三,业精于勤、持之以恒是千古适用的治学格言。一旦确定下方向之后就应该投入,不要轻易调换专业,这样无形中浪费了很多时间,到头来收获甚微。我们代表的是科学院的水平,要时时以此激励自己。虽然成果大小也受机遇等因素影响,但是,工作做得越多,积累的越多,机遇才会越多。机遇不会眷顾止步不前的人。作为科研人员,一线工作尽量自己做,即使是已经带学生的院士也应该同时参加研究,这样也利于把关。
第四,一个良好的科研团队才能做出出色的工作。作为团队领导者的导师应该用情来带学生,让大家感到课题组就是家。组员之间要相互体谅、帮助,偶尔出现摩擦应该互相宽容对待,学会换位思考,不让矛盾影响情绪。自己也要学会自我释放,工作时不要太压抑,不要过分计较得失,排除干扰,专心搞好研究工作。
此外,郑院士还提到,科研工作是一项崇高的职业,个人是要有所牺牲才能有所收获的。贪图享受、重视名利很难有所作为。她特别强调,作为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尤其要爱国。老一辈科学家如戴芳澜先生、邓叔群先生、方心芳先生等都是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放弃海外的安逸生活投身到祖国建设中的。
关于留学深造,郑院士提倡大家留学深造后回来报效祖国,不要因盲目的崇洋而留学。即使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和经历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在国内一样可以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要有勇于挑战困难的决心,通过自己努力做到最好。
(转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刊》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