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0日至5月8日,我奉导师之命只身来到重庆的一个陌生、偏僻的山村，度过了61天的野外科研生活。那段时间，虽然过得很艰辛，但最终圆满完成了导师交代的全部任务，成为我人生中值得纪念和回味的一段日子。
出发
我的论文是关于大血藤（一种植物）的胚胎学研究，要求每隔3天左右采集一次这种植物的花蕾或花，从3月份一直持续到5月份结束。这种植物北京没有，又不方便让别人帮忙采集，因此我只能亲自前往大血藤的所在地——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槐坪，住在那里边观察边采集。
玩味着那句“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带着对“川菜”的神往和幽默诙谐的“川话”的欢喜，背上重重的实验器材，我踏上了去重庆的火车。一路上，脑海里不时浮想起前几天导师关于“要作好背上睡袋、扛上帐篷，在山上风餐露宿的准备”的叮嘱，不觉有些担心，因为自己此行责任重大，能否采集到材料将直接影响着自己能否完成论文顺利毕业。但同时，也有几分开心，到“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走一遭，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可以附带着“品川菜”、“观山城”，感受异域风情，岂不美哉？
找到要命的植物材料
“隆隆”的火车整整奔驰了一日两夜，第三天凌晨五点左右，我独自拖着50公斤重的实验器材和生活物品下了火车。紧接着又是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终于抵达目的地——重庆三泉镇。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呜呜”的山里风在耳边吹个不停，一条条冗长的山路七弯八折地在突兀的沟沟壑壑上打着旋，耳边顿时回想起土家族歌手李琼的那首《山路十八弯》来：“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看着茫茫的群山，我不禁犯嘀咕，要在这漫山遍野植物当中找到大血藤，该从哪找起啊？
第二天早上9点多，我和事先联系好的刘老师（他对当地植物很熟悉）直接去了野外，挨个山头去寻找大血藤。初春天气虽然很冷，但我已经是气喘吁吁，背上直冒热汗了。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少山路，“麻木”地找到下午1点多，但是还没有找到。这时我开始发慌了，要是找不到的话，这趟长达2089公里的北京至重庆之旅就白白浪费了。我们仍旧在一条条山沟沟里摸，夜幕很快就拉下了，倦鸟也开始飞回巢中，我的心更加忐忑不安起来，刘老师半开玩笑地安慰我道：别急，明天会找到的。
回到住所，躺在床上对着大血藤照片入神，心里还想着要是真如刘老师所言——这里的农民把大血藤砍伐光了该怎么办啊？窗外，几个农民在“摆”（讲）着家常，我再也躺不住了，信步走了出去，和他们攀谈起来。说着说着，其中一个头发零乱五十开外的中年人在人群里喊了起来，“哦，大血藤，我知道，在槐坪就有”。应声的杨师傅是从16岁起就随父亲上山捡药的江湖郎中，知道的当然比一般人多些。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揉一把惺忪的眼睛，打点好自己的野外装备，我起身赶往杨师傅家。几只狗狂吠着，山里的清晨显得格外清晰，杨师傅带上一把柴刀，我俩一前一后出发了。上山的路真难走，杨师傅一路砍伐着路旁的灌木才能上去，象我在平原走习惯的人，走山路一会就累得气喘吁吁。我走一阵歇一阵，杨师傅不时在前面催我，经过两个小时的“鏖战”，终于到了槐坪。
我和杨师傅在灌木丛中仔细找了起来。万物刚刚复苏，没长叶子的大血藤和其他的藤本植物混杂在一起很难辨认。中午11点左右，已经4个多小时了，我们还在山上摸索。我的手被荆棘刺破了，羽绒服也被尖锐的枯树枝刺破了，羽绒随着冷风飞了出来，我和杨师傅脸上黑一块绿一块。杨师傅不时地嘀咕着，“往常见得很多，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突然杨师傅叫起来，“王老师，这个是不是？”我奔过去，只见一棵大约0.5厘米粗的藤缠绕在附近的一个高大乔木上，干枯的藤条瑟瑟地在寒风中招摇着，我剥开树皮一看，红色的树皮，正是大血藤！我兴奋地叫起来，“就是！就是！”。顺藤摸瓜，我们又找到了第2株、第3株……这地方整整有74株！我太高兴了！杨师傅一边帮我挂牌、贴标签，一边抽起自制的卷烟，哼起了小曲。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这晚，伴着如豆的烛光，我吃了3碗米饭，一觉睡到大天亮。
战胜环境
说起到重庆出差，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往往就是重庆美女多、美食多。殊不知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在重庆出差的艰辛。开始可能觉得新鲜和好奇，可是当你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住上两个月，每天面对的是那些看了很多遍的植物，难道还觉得新鲜好玩吗？
初来乍到，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重庆人嗜“辣”如命，当我看见饭桌上无处不在的装着辣椒油的小碟时候，才明白什么叫“玩命”地吃辣。很难想象重庆人没有辣椒的生活该会什么样子。其实，这小碟还只是他们的“调味品”，真正的辣是在火锅店里。那里把辣分为三种：微辣、中辣和特辣。那种渗透在菜肴里面的麻与辣，即便是微辣，我拌上醋也没能吃上几口，只觉得咸和烫。而重庆人却觉得这不算什么，不辣不“爽”，不辣就对不起那张嘴。两个月下来，我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往往在饭桌上倒一杯开水，先把菜在开水里涮一涮再吃，感觉好多了。
其次，为了科研和生活方便，我必须尽快学会听懂当地的方言以便同当地人交流。就我看来“川话”并不幽默，他们说的很快，里面还夹杂着模糊的东西。比如，他们把“怎么办”说成“郎个办”，把“行，好”说成“要得”，根本不着边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一点普通话也不懂，说起四川话来又快又复杂，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一天，我要上山，想到一个农民家借一把柴刀，和一个50开外的妇人说了半天，到最后她拿出一把菜刀来，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开始苦练四川话，每次在路上见到当地人我就主动和他们搭讪，吃了晚饭没事也经常和他们“摆摆”（讲）家常。这样1个多月下来，基本上能听懂他们说的百分之七十，自己也可以慢慢地“憋”出一两句“川话”，也明白了当初老妇人为什么要借我一把菜刀。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最初几天的新鲜感消失之后，我开始厌倦这样的生活，越发思念北京的生活。当这种厌倦和思念快要达到顶点的时候，4月13日，我突发奇想地和其他三人组成了一个科学考察队去金佛山采集植物标本，另一方面也是去外面散散心。金佛山烂漫的杜鹃花让我思乡之情全无，回来后，回来后又重新投入“战斗”。
我师兄总结了这样一条规律，“一个人出差在外，1到10天感觉最新鲜；10天到一个月，最难熬；一个月往后，就不想回来了”。说真的，“熬”过最难的那段时间后，真有点不想回的感觉了：我喜欢这里幽静而宁谧的自然环境，群山绵亘，空气新鲜，小鸟啁啾，草长莺飞；我喜欢这里悠闲的生活和风土人情，脆嫩鲜辣的方竹笋，厚醇醉人的油茶，还有每逢农历二五八到半河去赶集……
野外做实验
“黔蜀咽襟，巴渝险要”，说的就是南川。这里山势陡峭，我住的三泉镇就在这条峡谷里。1937年，日本人攻陷南京后，蒋介石曾携宋美龄逃往战时的“陪都”重庆，“蒋公馆”旧址离我住的地方还不到500米，旁边有座桥，是蒋介石命名的“美龄桥”，名称沿用至今。
从驻地爬到大血藤分布地需要一个小时，从山上返回驻地需要35分钟。每次到山里去做实验，几乎都要感叹这里的山为什么这么陡，同时也悟出导师为什么要我背上睡袋和扛上帐篷睡在山上。上山是60度的坡路环山而上，一环扣一环，迂回很多，即便空手爬上去不冒汗也是不可能的，何况我还要背着实验器材。虽然是清冷的初春，每次上去都会累得大汗淋漓。
爬到大血藤的分布区，开始做实验。在这里不比在北京的实验室有良好的实验设备和导师的亲自“助阵”，什么都得靠自己。野外山风急，太阳晒，干扰多，实验操作起来很困难。实验药品还好说，缺实验器材就得买，买不到就得想办法用其他的代用。比如实验要用载玻片，但是买不到，我就得把大块的玻璃想办法划成小块。我要尽量使用已有的实验器材尽可能多地完成好实验，不能做的实验要把材料带回北京去。
大血藤在野外分布三个点，逢上山的时候我必须比平时要起得早些，先得好好准备，早上从驻地出发去第一个点，中午从第一个点接着去第二个点，下午去第三个点，基本一天的时间都耗在那里了。4月中旬，大血藤花期到了，这个时候是最忙的时候，我必须守在那里，传粉，套袋，不能错过一个小小的变化。
艰辛的付出换来了收获的喜悦。我把自己在重庆的工作写成科研论文的初稿，发给两位导师。不多久就收到了他们的回复：
导师一：我看了你写的文章。你是初次写学术论文吧？我觉得还是很好的，符合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和基本要求，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
导师二：我粗略一看，感觉同周老师，你初次写作能成这样子很好，有干劲，有思路。多写，多改，慢慢就行了。
导师的肯定，让我高兴异常，觉得这61天“炼狱”般的野外科研生活真值！
后记
5月3日，重庆骄阳似火，我穿上夏装把自己拿不完的行李送到邮局去邮寄，看见那件被划破的羽绒服，猛然发现自己原来在这里呆了那么久，已是“寒暑易节”，我不禁笑了。
是付出艰辛总会收获喜悦吧，我的收获真的很多，不只是山村的美景和纯朴的民风，也不只是能把科研种子散播在偏远的山区，更不只是自己的那篇还没有“出炉”的学术论文“处女作”，最大的收获是这段经历磨练了我为科研孜孜以求、不畏艰难的求索和奉献精神，为我以后的科研之路带来的启迪。
（王华锋，植物所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