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来到了期盼已久的地方——北京。说这话并没有半点矫情，我敢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这种情结：有机会一定要去北京看看。其实，北京真还是个有点儿看头的地方。
在北京的这一年，着实让我开了眼界。看到了许多只在电视里、网络上才见过的东西，最重要的是，那些只有在书本上见过的人，都活灵灵地站到了讲台上，面对面给你传道、授业、解惑。那种兴奋，是没法抑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研究员……这个家那个家的，一句话，见到了真正的大师。当然，我的追求并不高，但也不至于像那些狂热的追星族，为了更大程度地接近心中偶像的肉体，不惜血本，甚至是任何代价。我需要的只是开窍。于是我乐此不疲地听课、啃书、搜索文献、听讲座……虽然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但一年下来，至少对生态学这个原本陌生的领域或多或少有了些了解，呵呵，毕竟我不是傻蛋。而且还常常看着看着，听着听着，就产生了一些疑惑，令我高兴的是，有时竟还会有些自己的想法，甚至还尝试着写写文章。有问题就好，说明我差不多不是门外的看客了。
子曰：“不愤不悱，不启不发”，因此有时我不禁窃喜：我离愤悱之境不远矣。崔骁勇教授讲《植物生理生态学》时不断强调，理解trade-off 对于生态学学习非常重要。在我看来，生活亦是如此，一年时间，再怎么精打细算都不会延长了，经过再三的trade-off，我还是把重心放到了专业学习上。毕竟这里丰富的学习资源，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法比拟的。我想，对于一个真正想做学问的人，跑到这里，算是找到了一个源头吧！可惜的是这一年的时间没有把英语恶补一下，留下诸多遗憾是不用说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英语的学习，是该下苦功了。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本以为这一年来，自己已经看得透彻，志向也已明了，尤其是接触到环境哲学这一领域之后，人生观、价值观已臻于成熟，该进入第二种境界了，为科学、为真理辗转思之，上下求之，不悔衣带渐宽，不惜形容枯槁，不耻功名利禄。然而近来突然发现，到北京一年，体重还真增加不少，狂受打击。虽然客观上可能是北京菜里面糖放得太多，但确实离王国维先生所说的第二种境界还远着呢。甚至连第一种境界也是忽明忽暗，若即若离。唉，看来我还得加倍努力地跑啊。
我一直认为，要成为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大家，必须具备四颗心：对自然的好奇之心、对万物的慈悲之心、对科学的赤诚之心、对名利的平常之心。我常对自己说：小样儿，好好修炼着吧！哪天能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就知足了。
这些天校园里子规鸟叫得特别欢，把我的心都叫慌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考证到底是哪种杜鹃，它们叫的到底是“我哥回呦!我哥回呦！”，还是“快快割麦！快快割麦！”，还是“伯伯插田！伯伯插田！”？反正在北方我没见着我们家乡的水稻，它们用不着提醒人们插田的。不过我还是知道是我回武汉的时候了。
某君问我在北京一年的经历，我答道：研究生院里住了一年、天安门广场上过了一夜、长城故宫天坛等地溜了一趟、人民大会堂里睡了一觉。看似戏言，却字字属实，样样可以拉人侃上大半天。当然最重要的莫过于掘了一股清泉，找了一个红颜知己啦。
（张克荣，研究生院2006级硕士生，培养单位为武汉植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