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在今天的青年教师培训班上，我想从对教学、科研和个人定位的认识以及未来研究生院的发展等几个方面，对刚才大家提及到及我猜想到的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做一些解读和解答，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首先，要对教学工作树立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作为教师的根本出发点。从上级的要求来讲，院党组对研究生院的定位是“两个中心”，一个是教学中心、一个是管理中心。
教学中心，意味着研究生院承担着全院研究生培养的集中教学工作，并对现有分散的教学工作进行管理、示范和指导。目前，已有84个研究所的硕士生在北京集中教学；北京地区博士生的外语和政治课程也由研究生院直接承担，每年大约占全院博士生的40%。从规模上讲，应该说北京集中教学园区已经形成了教学的主体地位。
管理中心，是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法理地位的依托和基础，它是具有唯一性的。路甬祥院长最早提出研究生院“两个中心”的职能定位，并在2002年进一步明确要求，“委托研究生院管理全院的研究生教育”。路院长希望，研究生院的管理机构要把全院的研究生教育全面地管理起来，尤其是要把培养质量提高。我们自己也以为，通常习惯上所指的研究生院，是指狭义的研究生院管理、教学机关即北京集中教学园区。而广义的研究生院，应该是涵盖科学院今天涉及到研究生教育的100多家培养单位，他们都是研究生院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研究生院应该是各研究所共有、共治、共享的研究生院。另外还有一种比喻，研究生院是一个“无限责任股份公司”：无限责任，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办学要承担学生管理的无限责任；股份公司，各培养单位既是组成部分又是股东老板；我们在研究生院从事管理、教学工作的同志，只不过是股东们聘用的各层面经理，是雇员而不是老板。我们，包括研究生院的领导班子，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研究生院的雇员经理身份，千万不能以研究生院的老板自居。一句话，研究生院是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是100多家培养单位共同的研究生院。
必须强调，从研究生院建设发展的意义上讲，教学工作十分重要；就当前面临的客观情况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如何强调和重视教学工作，都不为过。
先从我个人有关教学的工作定位说起。我可以列举两个关节点，说明我个人对教学工作的态度和重视。第一个关节点是在2001年5月21日研究生院更名成立的典礼之后，第二天上午，我就约彭家贵教授商讨研究生院集中教学如何进行改革，第五天就发文件成立组建教学委员会。第二个关节点是，我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兼任着教学委员会主任。再举个例子，目前，院里正在进行的教育战略研讨中，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各类群体都有代表人物参与，大家多次提出要注重中科院的教学，要能拿得出几门课在全国比一比。话说得非常婉转，但意思十分明确，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
这些，归根到底说明了一个问题，研究生院要存在和发展，必须把教学工作做好。不仅要把教学工作抓得比过去更好，还必须比现在更下功夫、更加出色，才能掌握真正的主动性，才有可能完成科学院交给我们的光荣职责和使命，才有可能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更多支持、各研究所的更多认同，也才有可能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
教学工作要比现在做得更好、更出色，是有具体指标的。具体讲，应该做到相当多的课程和教师在全国的研究生教学中是一流的，就像80年代李佩同志领导的外语系一样。那时，全国研究生的外语教学，公认科学院做得最好，也就是当时玉泉路园区的研究生院做得最好。同时，李佩老师也被誉为是“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所以说，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其中对教学工作的重视、教学的重塑辉煌，不可或缺。
教学工作的根本，就是质量问题。这几年我们抓了一些工作，定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来看，决不能自满。比如，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问题，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但要真正组织好、管理好，又还不具备很充分的条件。这是因为我们专任教师的队伍还不够强，难于弥补；再有，来自研究所的任课教师在本单位是按科研进行考核的，他们有繁重的科研任务，开国际会议和出差是经常之事。如果我们专任教师队伍足够强的话，我们就能够及时弥补这方面的临时变更和需求；如果政策机制完善的话，我们对临时缺课也应该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
另外，在教学实践中，专任教师教学内容的思路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能不能把大多数基础课程，都尽量由专任教师来承担。而来自研究所的任课教师，要发挥他们的专长，讲科研实践中最前沿的东西。一门前沿课程也可以选择3—5个老师来讲，只讲与自己科研领域相关的、擅长的新内容，这样的话，学时数的安排可以灵活掌握。一学期近18周的时间全都栓在这里，对专任教师理所当然，但对于研究所的任课老师就不一样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专业课程可吸纳更多的科研一线的同志来讲，学生也欢迎。教学过程中，同学对课程的意见不会只针对来自研究所的教师个体提出质疑，而会说研究生院开的课如何如何。教学工作没做好，无论什么原因，我们都是要背黑锅的、挨骂的。既然我们要背黑锅，就说明我们有责任，既然有责任就有相应的组织管理权力，有这个权力为什么不主动及时地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和改进呢？为什么不对任课教师提出更明确、更合理、更实事求是的安排和要求呢？
我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时，会经常与同学聊天，问他们是哪个学院的、哪一年级的、哪个专业的，紧接着会问哪门课最好、哪门课最差。随意地听听同学们的反映，往往能够得到很真实的情况。一门普遍反映好的课程，都有严谨、严格的共性。内容很重要，严格、严谨的学风也很重要。正因为严格和严谨，学生才能学到东西，才能受益。作为一个教师，不仅要看学生当时的课程评价问卷结果，而且要辨证地看、历史地看、综合地看，自己要有自信心和肚量，要不怕评价、经得起评价。我个人一直认为，在学风问题上，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总是抱怨学生这不认真、那不努力，不尽职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才这样做，我不赞同。一个学校的学风建设，教师掌握着主动权，教师要承担责任。课是你讲的、课程要求是你定的、作业是你布置的、课堂秩序是你维护的、考试题目是你出的、考卷是你判的，凭什么要由学生承担学风不良的责任。古人说，“教不严、师之惰”，言简意赅。
另一方面，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也要重视和改进。
比如，政治课程的改革要下些狠功夫，政治课的关键，在于培养出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有些说了几十年的套话，已经变得比较空洞了，可以少说或者甚至不说；要与时俱进，说一点更富时代感的新话，说一点朋友之间思想交流交往的实在话，大胆改革。政治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一样，在大原则下，多讲大实话，多用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成就来说话，这也是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说得清、道得明的优势。什么是大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大原则，在此之下各显神通，把政治课讲得活、讲得好、能解渴，讲得让年轻人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愿意为之奋斗和贡献。
另外，外语教学可不可以争取恢复到80年代在国内的优势地位？这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更好地把外籍教师和本校教师结合起来，把程度高低的学生分类进行教学要求。
还有，专业基础课方面可不可以再下一点功夫，争取在某几个学科有几门专业基础课、学科基础课能够形成优势，让其他高校也觉得有价值、有必要来选我们开的课。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现在的《细胞生物学》就已在全国打响，既然上海能做好，北京为什么不能？就算我们专任教师自己没水平讲好，我们也可以把组织工作做到位，科学院在北京的力量那么强，37个研究所数量已经不少，科研力量能达到全院的一半左右。
总之，课程的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要在教学思路、教学实践、教学内容、教学风气氛围等方面下功夫，最后落实在教学质量和效果上，不是为了让教师单纯地去完成所谓的教学考核工作量，而在于想办法发挥优势，提高质量，形成品牌。
抓教学对研究生院来讲肯定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这还要寄希望于年轻教师把老教师的好经验、好传统继承下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完善。在这里面，人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教师个人是不是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是不是发挥了自身的主动性，是其最终能否有所建树的根本因素。
从2005年年初开始，学校修订出台了教学、人事、科研、晋升的有关管理制度，有一种舆论认为研究生院不重视科研，是不是可以不要科研了，我想这个问题还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讲清楚。首先必须明确说明，无论对于学校还是教师个人来讲，研究生院是一定要搞科研的，问题在于如何推动及安排。在三年前制定的教师晋升考核最初的模式当中，彭家贵教授就有一个很好的基本观点，一直沿用到现在。那就是教学是我们日常性的工作量考核，科研是晋升的阶段性考核。研究生教学，难以想象有脱离了科研实践的教学；即便是经典课程，脱离了科研也是讲不出来的、讲不好的。作为学校来讲，教学有优秀、优良课程的评选，有奖励，但奖励额度很小；科研有院长基金，有人才引进启动基金，每年各有100万元的额度，主要是为新到学校任教、任职的青年教师能够尽快开展科研活动服务的，这可表明学校支持教师科研工作的态度。
研究所是中科院科研的主战场，希望我们的教师队伍与研究所的科研队伍能够有机结合、有效合作，能在大的科研团队集体中占据一些位置，哪怕是一点辅助位置，而不提倡另搞一摊；也希望每个学院的教师队伍，能力要高，素质要强，虽然专业方向上可能会比较分散，但整体上应该相当于一个小的研究所的科研战略力量；另外，从服务各学科研究生的教学出发，还希望在某些学科上进一步加强空白的弥补。一句话，研究生院肯定是需要科研的，学校一定会积极推进与研究所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支持教师们与相关研究所的科研合作。
未来的研究生院要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的目标，要从布局、规模、制度、队伍、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发展。2005年，全院年招收博士生5102 名、硕士生6200多名，共11300名左右。在读全日制学生共31000多名，另外还有软件工程、MBA、项目管理等非全日制的硕士生2000多名，规模在国内早就高居第一位了。按科学院的要求，近年内大致维持这样的培养规模，这个数字即便出现调整或变动，可能也在五年之后了。从布局上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肯定不会全部集中在北京，京内、京外都有，服务和依靠于科学院各研究所办学肯定不会改变，“三统一、四结合”的方针肯定不会改变，集中教学阶段、科研实践论文阶段的“两段式”培养模式肯定不会改变。科学院不可能回到原来100多家培养单位独立办学的模式，整合起来，就是要提高质量、发挥规模效应、发挥综合优势，确立研究生教育的法理地位，形成品牌效应和社会效应。
大家都很关心新园区的建设。经过了一年半艰巨的努力，雁栖湖园区在国家发改委的立项申请，终于审批下来了。我们可能还要花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把相应的建设审批手续全部办齐。当然，还包括设计、布局和土地资源确定。土地资源非常宝贵，它是一次性的，宽余一点总比窄小点好。目前，我们想把有可能作为我们校园的、相邻的650亩土地，尽可能地全部争取过来。按照北京的发展趋势，不排除今后科学院新建的和已有的研究所，与我们一起合作建设新园区。
关于新园区的交通问题，很多同志觉得太远。现在，我们从玉泉路到这里（雁栖湖）也就1小时多一点。如果京承高速修通了以后，加上从怀柔城南接过来11.8公里的高速路，从中关村走四环到这里估计也就是40多分钟的时间。远近，不仅仅指距离，现代社会更注重完成距离的时间耗费。这样来说，比当年从北大、清华到市中心用的时间还少些，也就是还 “近”了些。
刚才讲了规模、布局，顺便讲了交通运行等。当然，还应该说说文化建设。未来的研究生院文化，我想还是一句话，营造一个既民主、又集中，既统一意志、又个人心情舒畅的校园文化氛围，要营造团结互助、文明友爱、进取创新的氛围。其实，路甬祥院长题写的校训，“博学笃志、格物明德”，就是我们文化建设的追求。
无论作为个人来讲，还是作为学校来讲，都提倡要爬坡。上山，的确总是比下山费劲的，但上去以后你会觉得风景这边独好。如果想成为全国最好的研究生院，按路院长提出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标准、成为在亚洲最好的研究生院，整个学校就要爬坡、不断地爬坡；个人也一样，在学校取得了一个固定的教师席位之后，开始的几年一定是费劲的，因为要进步、要晋升，要努力成为学科的专家、权威，不费劲爬坡行吗。别人在爬坡，而你原地踏步，就会相对落后。人的一生，尤其在年轻的时候，有点压力、有点危机感，养成争先恐后的进步意识，本身是件好事。“成于忧患、败于安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做出过许多精辟的人生哲理归纳。
想起一个老电影里的台词：“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好像是《列宁在1918》，我们这一辈人很熟悉。如果把这话作为道理来讲，可能就没说全。美好的日子是会有的,但却是在共同努力的前提下才可能会有，是等不来的。尽管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回顾过去的五年，比较之下我个人是有信心的，历经研究生院五年发展变化的同志也应该是有信心的。相信未来的五年，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和进步。
谢谢各位！
（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