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中，危机管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民主建设也是如此。两者放在一起，恰好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
在以美国前总统名字命名的肯尼迪学院召开“危机与民主”国际会议，更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位执政仅仅1000天的总统，就遭遇过两次危机。在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成功应对，避免了一次核战争。肯尼迪对中国人在处理危机方面的智慧推崇备至，他认为汉语的“危机”由两层含义组成，危意味着“危险”，机意味着“机遇”。英文 crisis（危机）一词在汉语里是由 danger和opportunity两字组成，其本身就体现了危险与机遇并存，体现了危机的两面性。
本次会议由肯尼迪学院院长主持，哈佛校长致开幕词。会议聚集了400名来自哈佛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大家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世界各国在危机与民主问题上的严峻考验。同前几届在肯尼迪学院召开的会议一样，讨论热烈，十分务实。直面公共管理的两大主题——危机与民主，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我们能否应对未来的挑战？
会议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学者们深入分析了民主和法制自身的严重不足。老牌民主国家，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哈佛校长 lawrence.Summers 指出，近年来发生过重大民主变革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领导人都接受过美国教育。美国也面临巨大挑战：在推进民主进程中，美国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现在到了应该考虑美国民主何去何从问题的时候了。
新老民主国家在政权交替中存在明显差异： Frederick·Schauer 教授对面临严峻挑战的新兴的民主政治的进言是：输的一方要输得起。赢的一方要清醒：推进民主绝非易事，远不是拆除一堵柏林墙或推倒一座萨达姆塑像就大功告成了。
“危机与民主”讨论，自然离不开伊拉克。打下伊拉克后怎么办？伊拉克这个烂摊子如何收场？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John·White，从职业角度，分析批评了伊拉克战争的盲目性和无准备性，以及对战后形势估计严重不足，所造成的漏洞百出。与会官员透露了一些惊人的内幕并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即美国当时只想到速战速决，而并未考虑战后局势的严峻性。对异国文化的严重缺失和宗教信仰方面的无知，一次次暴露出政府官员与学者之间沟通的严重脱节。
会上，专家学者还就一些当前重大国际问题，例如：到底哪一种发展战略更好？如何管理全球环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专题讨论主要涉及贫困与发展，科技转化与经济，移民与人口分布变化，民主与法制自身的不足，自由与恐怖主义等问题。与会学者专家同时就肯尼迪学院的重新定位与发展远景提出了许多建议。
会议上，中国常与“奇迹”一词相提并论。学者们在谈论中国经济时，同样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在经济与科技转化的专题讨论中，表现得对中国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戒心不减当年，显然还是冷战思维在作怪。然而， 在扶贫问题上，对中国在大面积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成就的赞叹却是异口同声：同中国相比，世界其他各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只能说是微不足道，因为他们所有脱贫人口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国这方面的一个零头。但是，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容乐观。
颇具讽刺意味和令人不安的是，在自由与恐怖主义的专题讨论中，三位专家其中两位还是前美国大使，讨论来讨论去，什么都提到了，唯独没提及联合国！
今年，我开设的“沟通艺术”荣获“研究生院优秀课程”奖，这是对我将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拳头课程本土化实践的肯定。我认为该课程的成功主要靠的是学校领导的支持和一流学生的参与，大家认识到了沟通的重要性，学生学习目的明确，才出现了课堂爆满的现象。该课程用英语讲授，运用多媒体教学，学生学习运用沟通艺术的同时，也培养了领导才干，涌现出一批勇于沟通，善于沟通的人才队伍；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我不但聆听了路甬祥院长用英语致开幕词，也听到了我的学生们——优秀青年心理学家李更生博士等人的报告，志愿者中也不乏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显示出非凡的沟通才能。
你也许要问，作为“沟通艺术”的任课教师，你的沟通艺术又当如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肯尼迪学院院长办公室第一时间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原文如下：Jia, I have very good news. The Dean will speak at the Academy! Prof. Tony Saich, who is in Beijing right now, is working on the arrangements. As soon as the schedule is set, you will hear an update from me or the Academy. 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Your E-mail was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the Dean to visit the Academy during this visit! Very Warm regards from Cambridge!!!!（译文：“佳，我带来了非常好的消息。院长决定要去贵院发表演说！塞奇教授已经在北京了，他在安排活动日程。一旦他的具体日程安排定下来，你就会从我这或从贵院得知他最新的日程安排。感谢你发来的电子邮件，你的电子邮件在促成院长这次访华中能到贵院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送去来自堪布里奇市的最热情的问候！！！！”）
这个消息让我松了口气：终于成功了！对于肯尼迪学院来说，第一次就由院长亲自出马到一个尚未建立正式校际关系的学校访问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院长一来就做演讲，直接同师生对话，实属罕见，怪不得导师塞奇教授紧接着就向我祝贺，显然他也很兴奋： “Finally we have succeede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Best wishes, Tony”（译文：“我们终于成功了。盼望早日见到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托尼”）
我圆满完成了院领导交给的任务，在哈佛学的“沟通艺术”课，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次哈佛之行，我的真正使命就是沟通，推销研究生院，为构建两校合作平台尽绵薄之力。
那么，我是怎样把肯尼迪学院院长给沟通来的呢？我那起决定性作用的电子邮件里都写了些什么才促使他下这个决心呢？
在哈佛参加国际会议期间，除了拜访老师之外，我还拜访了肯尼迪学院的主要领导：院长，副院长，学位项目主任等，转达了研究生院领导的强烈的合作意愿，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回国后，我对院长的口头承诺一直放心不下，时时跟进。当被告知：院长此次中国之行日程安排太满，无法单独同我院领导见面，最多只能考虑安插在 24日同校友会成员会餐时，我心中焦急，放下电话就开始了新的游说，于是便有了上面提到的电子邮件：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Dean Ellwood in Beijing with my KSG community here. And here's the extra note: I'd like the dean to meet the president of my university, Deng Yong, who had supervised 200 major universities in China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Youth League Committee, prior to his post as president of my university (the largest and the only independent graduate university in China, affiliated with almost one hundred research institutes nationwide). He's also the youngest university president in China. I believe such a meeting fits into the themes of that crisis and Democracies conference he directed. Please let me know if and when such a meeting is possible. Perhaps a quiet private meeting or sometime prior to our noisy reunion dinner. Once again many thanks for your great help! Best regards, Jia （译文：我盼望着在京与我在当地的肯尼迪学院的校友们一道见到艾尔伍德院长。这里还须要多说一句：我衷心希望院长能够同我的院领导邓勇先生见面，他在我院上任前就已经在团中央负责指导中国的200所重点大学的相关工作，随后出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该院为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所独立的研究生院，与大约100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研究实体联合。他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研究生院负责人。我坚信这次会晤是和 艾尔伍德院长主持的“危机与民主”的会议主题思想相吻合。请告知我这一会晤是否举行，何时举行。也许一个安静的私人会晤或在那个喧哗的校友会聚餐前的一些时候举行才好。 谢谢你帮这个大忙。盼复。佳）
果然，闪电般回复，令我喜出望外，尽管对方把 “邓先生”当成了“勇先生”：Jia,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and let you knowimmediately. Mr. Yong sounds incredible.Warm regards from Cambridge!（译文：“佳：谢谢你的e-mail。一定尽全力帮这个忙并马上告知。勇先生真是不可思议。来自堪布里奇的热情问候!)
之后，便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肯尼迪学院院长如约而至，不仅同我院领导见面，而且还向师生们发表1小时的演讲。
这一切证明了我的沟通是高效的，也再次说明了沟通艺术的重要性。当然，前提必须是要有实力，作为一个组织，要有特色和整体实力；作为领导，要有人格魅力。此次David Ellwood来研究生院演讲，实际上也是被研究生院的特色及这个独特群体领导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我的哈佛之行可以说是“沟通艺术”课的一个案例。哈佛大学的一大特色就是案例教学，我在此抛砖引玉。
有人说创建一流学府秘诀有三：大楼，大师，大爱。可是，全美MPA排名第一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并没有大楼，只有三栋小楼，至今仍在租用查尔斯饭店旁的几间房做办公室和教室。因此，作为一名哈佛毕业生，我认为一流学府的成功之道有三点：大师、大生（一流的学生）、大胆创新；其中，最关键的是教师。这一点与哈佛校长的看法是一致的（详见作者《研究生院》2003年第一期“哈佛校长谈教育”一文）。
重返肯尼迪学院，我看望了我的老师，其中就有讲授 “领导艺术”课的领导中心主任戈根教授，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国际问题学者塞奇教授，美国国会议员培训中心负责人大卫·金教授等。肯尼迪学院的老师同我在研究生院的导师李佩先生一样，再一次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大家风范。
“大家”有他广而深的影响力。尽管他本人没到会，可无论是5月13日在美国召开的 “危机与民主国际会议”，还是5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财富世界论坛”，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人们一次次提到他的名字。他就是约瑟夫·奈博士。我有幸成为他在肯尼迪学院开设的“全球化”一课学生中的一员，我忘不了毕业典礼上他为我颁发证书时的美好祝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毕业后，他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随着研究生院教学改革不断深入，当我尝试将国际一流大学的课程本土化时，他给我回信，允许我使用他的教材和论著。于是，在我开设的“经济全球化”课程中，学生能够及时读到他的相关论著；在我开设的“沟通艺术”课程中，学生又读到了他的新著 《软实力》一书中的精彩章节。作为一名毕业生，我认为肯尼迪学院最宝贵的财富是教师。
肯尼迪学院的老师则认为，创建一流大学，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塞奇教授在题为“经济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的报告中说：“我认为肯尼迪学院最大最宝贵的资源并非是她的教师队伍，而是她的学生。我们的高官学生来源十分广泛，尽管他们各自的成长环境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个身世不凡。因此作为老师，面临的最大、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激发和展现出他们最精华的东西和最大的闪光点？如何在课堂上进一步拓展和升华他们不寻常的背景中那些相关的社会经历，做到集思广益，人人受益？只有这样，才能用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来运用比较分析法去更深入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开辟新的纬度。”这番话说明了一流学生的重要性，也足见肯尼迪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之高。
哈佛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因为知识来自不断地修正和对世界不断的了解，不敢挑战传统与保守知识的人，就不可能创新。 肯尼迪学院凯尔曼教授在其新书《组织的充电》中阐明：在当今社会，成功之道就在于善于用人，“要让最合适的人去冲锋陷阵，领导的角色已不再是推动创新，把创新的意愿强加于人，而是要让那些对创新跃跃欲试的人充分地释放出他们的能量，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把创新进行到底，直到将其制度化。”
哈佛大学和中科院研究生院都在与时俱进，都是这种强烈创新意愿与能量释放的结晶。
作者简介：
杨佳，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5岁上大学，19岁教授大学英语系二年级精读课程。1987年毕业于中科院研究生院，留校任教至今。2000年，杨佳考入哈佛大学。 2001年，她以全优成绩获得肯尼迪学院的MPA学位。回国后，杨佳学以致用，开设《经济全球化》和《沟通艺术》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杨佳曾荣获“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堪称当代中国青年之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