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忠先生是我高中时的物理老师，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自从几年前第一次中风以后，刘老师的身体时好时坏，最近终于不治。
刘老师教我们物理的时候，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那所“文革”前相当不错的铁岭高中，校园的一半仍被市医院所占，铁岭人称为“高中医院”。我有幸考入这所当时铁岭地区唯一的高中，在刘老师的班里学了两年时间。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刘老师的课是我们的一种乐趣。刘老师上课的方式，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他反复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物理是由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发现的知识，是关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简单的知识。他说起爱因斯坦、法拉第、牛顿等人时，仿佛是在说他在遥远山村里住着的朋友。在当时那种以“题海战”和“疲劳战”为主要战术，以高分数为唯一目标的教学环境里，在那种生活还比较单调和比较困难的环境里，刘老师的课对我们无疑是一种耳目一新的享受。而直到后来很久我才知道，刘老师当时教给我们的，竟是科学大师的思考方法。
在我们的印象里，刘老师是一位极认真的人，他的认真渗透到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永远都是平平整整地穿在身上。上课之前，他都要认真地系上风纪扣。刘老师严谨的板书，再加上漂亮的徒手作图，是他的物理课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上他的课，用不着要求，用不着批评，由不得你不认真。直到很久以后自己也成了教员，我才体会到所谓“熏陶”，原来是非常具体的概念。
而刘老师让我们终生难忘的，是他对自己学生的那种真诚的爱。我这里要说的，还不仅仅是他在我们学习上的循循善诱和在生活上对困难同学的解囊相助。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家离学校很远，高考前的半年，他干脆让这位同学住在自己家里。记得有一次自己不知说错了什么话，而被“有关领导”特别“关照”，在那个连一头猪都有可能长出“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刚刚结束的时候，“领导”的一句话是足以决定我一生的命运的。平时从不发脾气的刘老师一反他的温文尔雅拍案而起：“我当然为我的学生负责！”这句话至今还时时在我的耳边响起，告诉我应该怎样做人。
刘老师对他前半生的经历讳莫如深。听家长们说，他本来是一所著名大学的高材生，由于谁都理解的原因，被贬到铁岭的一所农村中学。铁岭高中重建时，需要能干的老师，于是他才携全家来到城里。也许正因为这样特殊的经历，他的言辞颇为谨慎。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层背景，刘老师冒着风险、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学生拍案而起，就不但是一种正直，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人格的伟大了。
大约在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刘老师在班里没有出现。他做班主任的班级，倒也用不着任何人操心。那天他来了，脸上很疲惫，衣着却仍旧严整。他向班级深鞠一躬，慢慢地说，我的儿子没有了，在他病重的时候，我有时情绪不太好，这段时间，又耽误了一些功课，这是很抱歉的。他深吸一口气，说我们上课吧，然后就转向黑板。他平时略有斑白的头发，现在已变得花白。没有人说一句话，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与刘老师又有了一种特殊的亲情。
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今年三月。老人尽管言语仍不流畅，思维却很清楚，同学的很多故事，他还都记得。但仅仅一个多月以后，他便离开了我们。根据生前安排，他去世的消息，我们大家好多天以后才知道，那时他已经入土为安了。
刘老师是我所敬爱的老师之一。他的名字，可能本刊的读者都不知道，但他的故事，却足以激起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波澜。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关于老师的难忘的记忆。我以我粗糙的文字，作为同我敬爱的老师的最后的告别。每年的教师节，我总要给他寄一张贺卡，但今年不能了。再也不能了。
愿刘老师安息。
（吴忠良 教授，地球科学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