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知识积累有限，原本就没有什么文科和理科的区别。不论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都是知识。很多有知识的人往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以在多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如亚里士多德、哥白尼、达芬奇、张衡、沈括、苏东坡、徐光启、诺贝尔等都是这样。
很多古代学者，都是精通一门，兼通他门；本业为主，旁及其他。主要是由于社会敬重博学多才的人，另外在教育制度方面也有保证。如孔子教学生六艺，文科和理科是不分的，技术性科目也并不排斥。国外也大致相似。在十六七世纪科技革命以前，中西方教育基本上都是文理并重，甚至文科更重一些。因为那时自然科学还极不发达，构不成什么学科分类。受教育者能得到文理两方面的基础教育，通识教育有保证。发展成专家和发展成杂家都有可能，社会造就专才和通才都有条件。此外，由于古代劳动生产力低下，大部分人要为维持人类生存必需的衣食而从事原始笨重的劳动，受教育的人口比例有限。因此，大学问家基本上都产生于社会地位较高、没有衣食之虞的少数人群中，这少数人有条件传承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文明，从事多种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间的相互融通、启发和碰撞也往往就发生在这一部分人群中。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古代社会文理结合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2、文理分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
十六七世纪以来，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人类知识呈爆炸型增长。兼通文理，而且都能做出杰出成就的人就逐渐少了。自然科学越分越细，越钻越深，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在多个领域做出创新性贡献的了。古代科学家可以凭个人的智慧和勤奋做出伟大的发现和发明，但那是小科学时代的事。进入大科学时代以后，大的发现和发明一般都离不开巨大的物质支撑和技术平台，很难靠单个个人独立完成，尤其是重大工程技术方面的成就更是如此。即使原创性基础研究仍可以由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共同完成，但也必须在前人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前进，不是什么凭灵感一来，就能有创造的。于是现代社会分科就越来越细了，不要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科，即使自然科学内部也已分得隔行如隔山。所以，从总体上说，今天越来越细的分科是社会知识积累和发展的必要。
知识已积累得如此众多，教育自然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笼统地综合了，于是，综合大学就按不同的门类分系，有的门类还单独成立了学院或大学。有的大学就分别侧重文或理，甚至侧重文或理中的某些门类或学科。这样，大学的教育效率就比较高，不同门类和学科的老师也易于集中，形成优势，使成批量地培养学生有了保证。现代大学教育的这种规模和效率确实是古代教育体制所无法企及的。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3、文理交融是未来社会进步的必需
现在已经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原来意义上的大科学时代是科学的社会化，现在已经进入社会科学的国家化，不仅是国家化也是全球化，所以文理必须交融。
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中文理应该同时发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是可以融合的，因为两者都是科学，两者又都是以人为本。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在我国，社会层面的融合主要是指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始终发扬积极的人文精神，造就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再由这样的人去探索掌握自然规律，创造高新技术以造福于人，使人得到更全面发展的条件。但文和理又都有各自的专业内涵的研究方法，需要分头进行研究和发展，这同样是为了社会进步的和谐有序。现代国家不可能只靠自然科学技术或只靠人文社会科学而取得进步，因此，社会应该保证不同形态的文理交融能多元并举。
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创造着巨大的财富。2002年郭传杰先生写过一篇文章《科学进步与人文精神》指出：“20世纪，出现了相对论、量子论、控制论、信息论、DNA双螺旋模型、大陆板块与漂移学说、宇宙爆炸模型等基础性重大科学发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计算机、通讯、新材料、原子能．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诞生”，“是科学改变了整个世界。”接着，他分析指出：“科学技术促进了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有利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化，开发了新的物质手段促进人文艺术繁荣。因此，科技进步促进了人文精神更科学、健康、丰富。”他的分析很是精辟。
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很多领域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使人文社会科学开辟了不少新的学科，如哲学中的科学技术哲学、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法学中的科技法学、教育学中的教育技术学、运动人体科学、心理学等，在历史学、文学和艺术中对科学技术的反映也越来越多，至于利用科学技术成果作为创作的工具和器械那更是普遍的事了。
2、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学技术创新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体制环境。郭传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回顾了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转移，指出：“每一次科学文化中心的出现都以该国人文学界的思想解放和人才辈出为先导，都以该国国家政治体制有利于创新文化的建立为前提。”在这层意义上说，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起着保障作用。
并不是人人都有创新能力的。科学创新人才所必须的基本素质，诸如好奇心、正直、勤奋、执着、创造力等固然很多是天赋的成份，但后天培养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精神的养成既是在从事科学实践的过程中，更是在从事科学实践前的人文教育中，因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无不都是人文精神熏陶下潜移默化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说，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起着奠基作用。
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我们未来所需要的是有科学精神的人文，有人文精神的科学。”也像杨叔子教授所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而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因此，两者应该交叉融合、多元并举，这对绝大多数人文学者和科技学者来说，是取得了共识的。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过去说，社会上的行业360行，现在不同国家的行业，约2000行左右。学校批量培养时无法进行多元的个性教育，而社会上对人才的需要恰恰是非常地个性化。学校里培养时惟恐学生通不过考试，得不了高分；社会上用人却不计较学生考试分数的高低，而关心能否胜任岗位工作的需求。学校培养和社会需求价值取向的脱节，是造成现在学生求职不易和社会求才困难的基本矛盾。同一班毕业的学生，进入社会若干年后发现，各人的境遇有很大的差别。很多取得成功的必要能力都不是现在的教学模式所能提供的，如捕捉机遇能力、自我定位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人际合作能力、扬长避短能力、各种表达能力等都不是考试分数说明得了的，而这些能力，对人的发展恰恰比考试分数更重要。
所以，从个人层面来说，在文理方面能交融兼优当然最好。如确实做不好，则因势利导、自我定位，只要自己其他方面的素质好，不愁没有施展抱负的地方。因为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元的，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不会没有你合适的位置。
2、个人的个性特点与多元并举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人的脸就不一样、指纹不一样、DNA排序不一样，人的脑当然更不一样，人脑功能产生的人的认知、思维、行为当然就大大地不一样。应该承认个性差别，允许个性发展，这于社会、于个人都有利。
有人喜欢文，有人喜欢理。有的人学文驾轻就熟，学理难如登山，有的人反之。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因此，在文理教育方面，在保证基本公民意识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应该允许个人的选择，不必，也无法强求一致。
在文理交融的程度上，也不会一样。有纯文的，有文主理辅的，有理主文辅的，有纯理的。即使纯文的，长于政治的未必长于经济，长于经济的未必长于文学。理科中，理工农医，互不串行。同是学医的，内、外、妇、儿也各不相同，更何论多学科交融！现代人才总体结构应该是多元的。
在同一学科的科研人员群体中，既需要拥有系统性、综合性知识素养的学者型管理人才，也需要在某一专业领域内掌握学科进展和精深技能的学科带头人，也需要能在微观领域里深得下去、钻得进去的专业人才，也需要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和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后勤保障人才。现在社会的导向恰恰过多地从学历、学位上要求，较少从实际能力和贡献上要求，结果人才结构两头小、中间大。一头缺乏有真本领的帅才、将才，一头缺乏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基层科技骨干。现在很多大城市，一方面博士、硕士满天飞，求职困难；一方面熟练技工后继无人，高薪难求。这就像部队组成如果没有出色的将帅，也缺少出色的战斗员，有的只是一大堆挂着中、下级军衔的学生官，这样的队伍，怎么能打仗！应该强调社会的人才是多元需要的人才，尽快扭转现在社会上人才宣传中的错误导向，使社会人才结构尽快趋于合理。
在个人层面上谈文理交融的问题还有一层意思是指个人成才中最好应该既有自然科学的专业深度，同时还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当学养。这既有助于科学人员的宏观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也有助于陶冶性情、丰富生活、领悟人生。很多大科学家将科学和人文都融入自己的事业中，做出杰出的贡献。如爱因斯坦熟谙音乐，华罗庚、张香桐工于诗词，李政道对科学与艺术的感悟决非一般的爱好者所能及。人文素养能使人们提高人生境界和审美情趣，开阔人们的胸襟和视野。固然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科技人员都能文理交融，但有与没有这方面的交融，不仅影响着他们事业上的成就，更影响着他们能否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这些影响贯穿在整个青年、中年到晚年，直至垂暮之年。
我国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将涌现出一种文理交融、多元并举的人才格局。各类人才定能各得其所、施展才华、奋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而各尽其才。
（秦伯益，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