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雷
无论对人成才怎么理解，我想创新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青年人来讲，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成才。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成才都有不同的途径，有它特殊的时代环境。我认为人生成就的大小，除了先天的因素和环境因素外，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又依赖于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后决定了一个人做事、做人、做学问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做人。鉴于此，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体会。
一、时代环境
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与老一辈相比，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与我们相比，你们这一代又是幸运的。
为什么说我们这一代比老一代幸运呢？我想回顾两个历史片断。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 1946年访问莫斯科，看到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一幢幢大厦时，曾感叹：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在自己国家的科学院内安心做研究呢？上世纪60年代中期，陈景润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在床板上演算数学题，他当时用的是煤油灯，演算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最后取得了突破。我们这一代，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我本人来自农村，后来也是土博士，这是我认为很自豪的一件事。农村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与“文革”中经受的心理压力，无形中锻炼了日后所需要的吃苦耐劳的毅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酷爱读书，母亲也很注意我的早期教育，并寄予厚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学习知识的渴望和努力成才的追求。如果“文革”不结束，或没有考上大学，我今天也许还是农民，顶多是个农民作家。考上大学是我人生中的关键一步。我的大学生活在今天看来是枯燥的“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然而却是充实、单纯而又愉快的。特别是，经历过“文革”动乱的同学们，对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的珍惜和如饥似渴的求知场景，至今令人难忘！大学毕业时，在老师们的建议下，我考取了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这又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步。
我的经历，只是我们这代人一个局部小缩影。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今天在座的广大研究生们，你们这一代比我们幸运得多。我们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特别是从1998年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至今，中科院从环境到体制，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得我们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流变得更易、更快、更多。上述这些都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提供了比我们好得多的条件。
时代环境在不断变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当然，好环境更有利于大批人才的顺利成长。但是，我想特别说的是逆境有为者比比皆是。顺境更有利于成才，但并不一定能成才，必须懂得珍惜和利用；只要能把困难转变为压力、激励和动力，逆境同样可以成才。在中国和外国的科学史上就有非常多在逆境下成才的例子。如果把握好顺境，利用好逆境，我认为成才是很自然的。反之，如果无论什么环境都不断地抱怨，等着环境改变好了以后，才开始做事，我想不成才就是自然的了。所以，要辩证地看待环境对我们的影响。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爱因斯坦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但是毕业以后立即失业。大概一年多以后，通过同学父亲的介绍，受聘于瑞士专利局的试用三级技术员。他在业余时间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爱因斯坦本人在晚年的回忆当中，是这样写的，“这样，在我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1902-1909这几年当中，我就不用为生活而操心了”，“作为一个平民……如果他对科学感兴趣，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最后，他感谢同学给他找到“这么幸运的职位”。
在今天，许多大学生和研究生都面临找工作的困难，这段故事应该给我们以启发。对于热爱科学的人，即便暂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但只要能坚持进行科学研究，也可以像爱因斯坦一样做出成果。最关键的是你怎么看待环境，怎么利用环境。
二、走自己的路
韩愈在《师说》中讲"圣人无常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讲的就是求学的道理。在研究生阶段的前期，我读过几本有关科学研究方法和著名科学家传记的书，其中有两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第一本是英国著名科学家W.I.B.贝弗里奇写的《科学研究的艺术》里面有一段话，“有真正研究才能的学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题目是不困难的。假如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曾注意到知识的空白，或不一致的地方，或者没有形成自己的想法，那么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他是前途不大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独立思考、独立选题是研究者的必备素质。经过这么多年，从自己做研究生到现在带研究生，我觉得这句话今天看来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本书是康斯坦西.瑞德所著的《希尔伯特》。“自从果尔丹自己解决了最简单的情形以来，寻求解答一般问题的人在本质上都遵循着同样的路。……希尔伯特想到，要获得预期的证明，唯一的办法是选择一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途径。”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克服困难的关键，是用不同的方法，走不同的路。
当年在看到这些话语时，并没有深刻体会。几年后，在完成了几项研究成果，有了一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才真正体验到这些“道理”的正确性。如果要问我的研究过程中记忆最深刻的经历，我想还是研究生阶段。大概在1983年的10月到12月期间，从老师那儿领了一个问题以后就开始做，当时自信心很强，或者是想着自立自强，想向老师证明自己很行。原打算一、两个星期之内就能把这个问题做出来，实际却用了两个多月。最后，成果出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致命错误，只好又回到原始的地方重新开始。当时才体会到，搞研究就像是爬山，而且是攀登很陡峭的山。快到山顶的时候，一失足，从山顶滑到山脚下，于是重新寻找路，再往上爬。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探索，什么是攀登，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经历，才体会到刚才说的要有独自的想法，独自的选题，走自已的路，用不同的方法。我的导师是陈翰馥院士，他一直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与国际著名同行展开合作、交流和竞争，这使我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较高的起点。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老师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博士毕业后，在导师的推荐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邀请我去做博士后研究，在国际上系统控制领域的一个最著名的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与几位国际著名专家进行合作，进一步开阔了学术眼界，使我受益匪浅。
博士后工作期满后，我克服困难，按时回到国内。回国后没有地方住，我们一家三口在中关村某个招待所一间平房住了一年。这个平房是十平米左右，要比陈景润的房子大得多，做饭使用的是煤油炉，我当时的月薪是100元左右。
许多人当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国。我想我当年回国也是要“走自己的路”。无论走自己的路是为国家做贡献，为了学术发展，还是为了生活。今天看来，我自己最有代表性的几项工作都是在国内完成的，其中一项就是当年在招待所里面完成的。
从1993年在国际上获奖后，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厚度" 和"高度"。为此，我花了较多时间研读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大师传记以及部分中外哲学著作，并结合学科发展的历史和未来趋势进行思索。究竟寻求什么样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不仅是我们研究人员，也是研究生常常面临的问题。1995年，我看到爱因斯坦悼念马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我不是由于像功名利禄之类的外在原因，也不是或者至少也不完全是由于爱好锻炼智力的游戏作乐而从事一门科学，那么，作为这门科学的新手，我必定会急切地关心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所献身的这门科学将要达到而且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它的一般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哪些是本质性的东西？哪些则只是发展中的偶然的东西？“对于这段话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当时看到这段话我联想得非常多。很显然，探索哪些问题最有意义，以及是否对学科发展可能有根本性作用是首要问题。
因此，我对“创新”两字的基本诠释就是下列三点：“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根本性意义”。独立思考，是指要思，要想，独立的想。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做，而且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做。思和想都是要寻求具有根本意义的科学和实际问题，就是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同时，我认为创新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还需要依赖于其它许多因素。做事先做人，这五个字大家常说。首先，人生活在世界上不是独立的，做成一件事只靠一个人是不行的，还需要大家的配合、支持和帮助。如果不能正确地做人，很好地做人，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的话，那么任何事都很难做成。第二点，做事如果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也是不行的。毛主席讲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的态度非常重要。举个例子，比如选题。有些选题很困难，怕吃苦的人有可能不会选择这样的问题。这类人往往想着走点近路，能不能少吃一点苦，就可以达到目的，实际上是不行的。因此如何做人与能否成功、能否创新也是密切相关的。
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上述基本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深入思考“反馈”这一控制论中最基本概念的本质，并进一步促使我开始研究“反馈机制的最大能力和局限”这一基本问题。几年来，我与合作者一起研究了几类最基本的不确定性动态控制系统，发现并证明了反馈机制最大能力的“临界值”和“不可能性定理”等一系列困难而又有根本性意义的结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肯定和赞誉，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立的路。
三、献身科学
对真正热爱科学研究的人来讲，争取经费不是目的，发表SCI论文不是目的，甚至获大奖也不是目的。它们至多是追求科学真理过程中的手段或者是副产品。但是，在管理和评价体制中，如果目的和手段被颠倒了，就是说把手段当作目的去追求，把副产品当成正产品去追求的话，则会导致很不同的结果。遗憾的是，目前许多科技评价指标，在客观上鼓励了这种颠倒。
我认为一个好的科研环境，应是”宽松”与”紧张”的适度平衡。光讲宽松恐怕不行，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人无压力轻飘飘。但是，如果”施压”的”方向”和”力度”有偏差，就必然会导致急功近利或自由散漫。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当中，对我们科研人员的毅力是一种考验。想做出不平凡的成果，就不能去追求常人都追求的东西。就是要做到不平凡，不平凡的行为才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除了面对环境中的不利因素，目前还需要普遍提高创新的勇气和自信心。前不久，著名科学家丘成桐先生在我们研究院作报告时，提到了鲁迅先生讲过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并进一步谈到，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更要自己走。但是，走路不容易，走新路更不容易。要走路就不能怕犯错误。一个新的想法提出来以后，往往不但不被接受，还受到嘲笑和讽刺，这在历史上有许多非常著名的事例。反之，如果一个想法提出来立即被大家接受，也许可以证明它并不是很超前。歌德说过， ”人们若有所追求，就不能不犯错误”，贝弗里奇也说，” 谨小慎微的科学家，既犯不了错误，也不会有所发现”。另一方面，“走路”也不能怕别人笑话。老子讲，”不笑不足以为道”。
今天我们科技界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不可能比当年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时更大。无数革命先烈当年曾经以“舍己为群”、“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可贵精神献身于革命事业，使中国人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这是一种奉献精神。今天，为了祖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一大批自信自立、甘于寂寞、敢于拼搏、勇于献身的科技工作者，使我们国家科技水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最近，中央提出新的科学发展观，中科院领导也提出了新的科技发展观。我想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我国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大发展时期。祖国科技事业的未来希望主要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包括在座的广大研究生们！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祝愿各位同学勇于创新、早日成才！
本文根据郭雷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创新案例系列讲座”上的报告整理而成。
（郭雷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院院长，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