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都会愉快地回答：“老师”。
我对“老师”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是在长期的工作中逐渐理解的。记得刚毕业做助教时，有一次与主讲老师讨论习题课，他很不满意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去讲？这岂不是把学生愈教愈笨。”当时，我很不理解，心里觉得十分委屈。于是，回到家里和父亲谈论起此事。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学生学你这门课，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一定要对他们严格要求，宁可由于严格要求让学生恨你一时，也不要因为没教会他们而恨你一辈子。咱们国家，每年大约七个农民的劳动，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实在不易！你要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教好书，是一个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的话深深铭记于我心上。我决心发奋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造就合格的人才，无愧于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无愧于我的祖国。
初上教师岗位不久，“文革”开始了。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及反动学阀”，我成了“反动小权威”，受尽了欺凌与污辱，在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教师的人格像抹布一样被蹂躏。在此期间，父亲去世，我经历了癌症的生死折磨。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父亲生前的朋友劝我换一个轻松一些的工作，我说：“不，我还要去教书！”我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不谈病、不诉苦，决心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和大家一起参加祖国百废待兴的重建工作，重新承担起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人才的重担。教师是光荣的，教书是严肃的，讲堂是神圣的——这种信念支持着我，使我心中充满阳光。
很庆幸，研究生院接纳了我，许多领导和同事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到了研究生院后，学校对教学的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何教好书，不仅成为摆在我面前的新问题，同时也成为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虽然直到现在也给不出更好的答案，但是，通过长期观察与学习，我认识到，教好研究生的课程要具备以下两个必要条件。
首先，老师要有渊博的知识、对所讲课程要有深刻的理解，要对知识融汇贯通。我曾倾听过钱伟长老师为教师开设的“变分法与有限元”。他把这门课讲得既清晰易懂又深刻广阔。以致卅年后的今天，他的精辟阐述仍历历在目。听了钱老的课程，再也不会在多头复杂的变分原理中迷失方向，再变分也变不错。还有一次，参加北大教师研讨会时，胡海昌老师讲“弹性理论相容方程”。他从能量守恒原理出发，深刻、细致地阐述了这个方程。一些晦涩难懂的知识，通过他深入浅出地讲解，竟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妙趣横生，使我顿开毛塞。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我感到：自己不深刻理解所学的知识，就不可能引导学生去理解。这些高水平的讲课给我打开了窗户，使我认识到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是教好课程的关键。这里，不仅是书本的知识，更有教师本人的理解与见解。教好书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教师必须做科研。我在MIT时曾聆听过几位著名教授的课，大开眼界。卞老师(T.H.H. Pian)的课没有现成课本，每一章卞老师均给出主要参考文章(几十至几百不等)及主要教授内容。这些材料，系统介绍了世界著名学者的研究结果，他用这种方法既系统又迅速地将学生引向世界前沿领域！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教师，要开出一流的课程，而达到这一点，就要求老师不断地努力学习与进取，不断地了解和掌握所教知识的最新进展。因此，教师必须进行科研，并且不断参加最新的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国际交流。这样，才可能比杂志快1-2年，比书本快5-6年了解最新学术成果，才能引导学生走在前沿。
记得李时珍预备行医时，他父亲曾教诲他：“你的一生将像那逆水行舟的纤夫，永无止境”。我想，作为一名好教师，也应具备一生奋发前进，学无止境的精神。
（田宗漱 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