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1965年出生在云南昭通，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化系，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兽类学会副理事长以及多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
37岁时，他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许多濒危和非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积极将理论成果用于帮助和指导遗传多样性保护的实践，为制订有效可行的保护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对中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不同民族人群基因多样性的研究，为揭示人类的扩散与迁移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2002年，张亚平荣获第三届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导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以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种奖项。日前，记者对张亚平院士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摘要。
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的所长办公室是开放式的，谁有事随时都可以来。研究所也是个开放式体系，固定人员有一百多名，每天都有流动的访问学者和学生。相对这些变化的人员，实验里的那几个操作，似乎是固定的。最开始是熟能生巧，之后就是成千上万次地重复。
“搞这个行当十分辛苦，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兴趣，做不到全身心投入，最好趁早换个行业。”1986年，当张亚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研究生导师施立明时，导师给他说了这样的话。若干年后，当有学生要考他的研究生时，他也会对他们说同样的话。
但是，他也会告诉他们，通过每天的重复，得到不同的数据，再通过不同的数据，看到不同的现象，得出新的实验结果，解释一些前人没有解释的问题，这便是作为科学家的乐趣所在。
记者：可否谈谈你的童年？
张亚平：我1965年出生在云南昭通，那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县城，在云贵川的交界处。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姐姐，下有妹妹，父母都是昆明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所以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从小对自然的东西比较好奇，喜欢养鸽子，觉得放出去还能飞回来，是件很神奇的事情。小时侯，我过得还是比较自由的，因为父母都是搞水利地质的，经常在外面出差，所以很少有时间管我们。不过，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反复强调，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以后的发展完全要靠我们自己，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供我们读书。所以，我从小成绩就特别好，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我都是我们地区成绩最好的。
记者：成绩好是因为父母的“强调”而有了压力吗？
张亚平：也没什么压力。就是从小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父母也鼓励。不过，那时候也没什么书，有书也没钱买，我读的书，大多都是借的。先找一个人借书，说好五天还，然后花两天看完，再把这书拿去找另外的人换书，让那人三天还。这样，我中间倒倒手就能多读一本书。
记者：什么样的书对你影响最大？
张亚平：小学时，经常看《三国演义》，看到“桃园三结义”，“关云长走麦城”时，会被感动得流眼泪。后来也喜欢看农民翻身斗地主、抓特务，讲英雄人物的小说。我那时就特别欣赏小说里的英雄人物，因为英雄人物，一般都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强的意志，敢于为自己的事业奋力拼搏。当时读的时候也许没觉得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英雄主义的熏陶对我后来的成长和性格形成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记者：你最早对科学家有认识是什么时候？
张亚平：我上中学时，正好是1970年代末，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有一篇叫做《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读完那篇文章我特别激动，觉得探索科学奥秘是件很神气的事情，科学家很崇高，很伟大，那时候也没想要当科学家，但我想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了。后来，我跟很多科学家聊天，才知道，他们很多人也都受过这篇报告文学的影响。
记者：报考大学时，为什么选择学生化？
张亚平：这挺偶然的。昭通那时候信息还很闭塞，选专业时，对“生化”也没什么概念。只是听生物老师讲，未来的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我高考时，生物和化学成绩都不错，复旦大学也有名气，刚好生物系又有个生化专业，就报考了，也录取了。
考之前，生化是怎么回事一点不知道，进去之后，才知道这个专业非常热门。我还记得当年一个高年级师兄到新生宿舍聊天时说，我们生化专业的录取平均分是全校最高的，恭喜你能考进来。但是，这里压力也很大，每年都有人会患精神病，你要当心。
我当时的高考分数是云南地区最高的，但还是比生化系的平均分低了几十分，这与刚高考完的良好感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巨大的压力让我心里发慌。我就对自己说，这地方太厉害，首先要稳住阵脚，不要得精神病，然后争取顺利毕业。后来才发现，毕业并不是那么困难，得精神病也不太容易。
记者：听说你在考研究生时差点改行去学经济，这是为什么？
张亚平：当时，复旦大学的学术风气挺自由的，同学们都可以自由地转专业。我有个老乡是学经济管理的，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说，国家在搞改革开放，今后经济管理对国家的发展是最有用的。这听上去很鼓舞人心，受他的影响，我也选修了一些经济管理的课程，想去考经济管理的研究生。
记者：后来怎么又没考了呢？
张亚平：我的经济学知识只是选修听了些课，然后自学的，功底还是差了一点，把握性也不大，想考经济管理的研究生是因为受了“重要性”的感染。比较起生物学研究来，这个我更感兴趣，正是因为喜欢，成绩才好的。
记者：学经济管理课程对后来的研究工作有帮助吗？
张亚平：从理念上能有一些帮助，基本道理都是相通的。比如，在科研领域，很多实验都穿插在一起，怎么安排才能井井有条，科学的管理就很重要。在对研究所的管理上，经济管理中的一些方法也能启发我们去寻求一些制度。我从来不想把人管死，而是想搭建一个平台，为大家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表演舞台，谁表演得好就上来，表演得差就下去。
记者：1986年你选择回昆明读研究生是因为离家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张亚平：离家近并不是主要因素，主要还是对动物的遗传比较感兴趣。云南的动物资源很丰富，当时就朦朦胧胧地感觉，回来可能会对研究有帮助。除此之外，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施所长在这方面做得挺好，他正好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
记者：刚开始做实验时，感觉如何？
张亚平：刚开始入门做实验的时候，还是比较难的。当时，我导师是做染色体细胞遗传研究的，做得非常好，我来以后，他想做一些DNA分子的研究。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研究，细胞遗传学比较传统，而DNA是当时比较前沿的学科，施老师看到DNA分子研究正在高速发展，所以希望把这个新领域做起来。
记者：刚开始进入这个新领域时的感受如何？
张亚平：感受就是条件太差，那条件比小米加步枪还差一点吧，现在所有说自己条件不好的地方都比我们当时的条件好。当时我们连基本的实验条件都没有，是施老师把他做其他课题的经费抽了一点出来，买了些简单设备，凑起来，勉强开始的。比如说，现在做DNA实验，都是从一个管子移到另一个管子，不同地混合，管子不能污染。但我们那时候，没这个条件，只能用注射器那样的滴液器，用对比稀释的方法，每次都要洗，特别麻烦，直到后来，施老师买了一个微量仪，再不用在烧杯里来回洗了，一下子方便了好多，简直跟宝贝一样。那时候，订个试剂一等就是几个月，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有人送来。
记者：这样的条件下，实验成功率高吗？
张亚平：当然不高，比如做DNA实验要跑电泳，我们要在紫外灯下通过照相的方式把结果纪录下来，但我们上海产的紫外灯管质量不过关，照片上灯管的图像比我们要看到的条带图像还要强，这样的结果都是不能发表的。
记者：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实验呢？意义何在？
张亚平：在于学习如何搭台子。现在看来，这个锻炼非常重要。通过这个锻炼，之后我到任何地方去，我都知道怎么搭台子，怎么在艰苦的条件下把结果做出来。条件越差，就越需要开动脑筋想办法，这个过程对我的锻炼和提高是非常大的。这个台子搭好之后，我后面的师弟师妹做DNA的就多了，做染色体的反而少了。
记者：当时没想过结果做不出来吗？
张亚平：没想过。施老师说，实验室的条件总是通过发展得到改善的。他原来也没做过DNA方面的研究，很多具体的事情我只能从无到有亲手来做，所以，我的任务不光是要把结果做出来，而且还要把DNA研究的台子从无到有地在我们这个实验室搭建起来。不过，这实验是很难的，即使已经建了不少条件，但我很多师弟师妹还是做不出来。其实，我们做DNA研究起步是晚的，之前已经有很多实验室在做了。于是，施老师送我去成都的生物所找老师学习了几个星期，最后，在简陋的条件下，那结果真就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来了。见到DNA条带清晰地出来时，我们心里都特别激动。
记者：施老师当时为什么决定选择你来搭这个台子？
张亚平：他选择我，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是复旦学生化的，让我来做成功率似乎要大一点。而且他知道我这个人喜欢挑战，什么事情都喜欢闯一闯，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这也许是受了小时候读英雄小说的影响。
记者：施立明先生是位怎样的导师？
张亚平：施先生绝对是位严师。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告诫我，搞这个行当是十分辛苦的，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兴趣，做不到全身心投入，最好趁早换个行业。我现在特别理解他这句话，有学生要考我的研究生，我也会对他们说同样的话。另外，施先生做学问严谨也是出了名的。他要求每个试验步骤都必须精确，每篇论文里的定义、推论甚至遣词造句都要反复推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写第一篇学术论文时的情景。我按先生的要求修改论文，一遍不行再来一遍，一共改了7遍。当施先生提出还要再改一遍时，我心里特别不情愿，你知道，当时还没使用计算机，每次哪怕是一处微小的改动都得重新抄一遍，真是太痛苦了。我就跟他说，这论文已经不错了，这么微小之处能不能不改了？他听后很严厉地说，做学问容不得半点疏忽和倦怠，而且别人的建议你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别人再也不会给你提建议。这些都是令我一辈子难忘的教诲。
记者：后来你去美国念博士，国外的导师和国内的导师在教学风格有什么不同吗？
张亚平：那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国内的其他老师我不知道，只知道施老师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严谨严格的，给人一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就算学生去搞体育锻炼，他都会说，想不出你们怎么会有时间去干这些事情。但我的美国导师则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你把工作做出来就行。
记者：那你现在如何来要求自己的学生？
张亚平：我跟施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干这一行，靠的主要是兴趣，自己没兴趣，无论怎么要求效果都不会太好。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既要会工作，也要会玩。而且，工作和玩都要开心。工作累了，出去调剂一下也是好的。我从不要求他们几点上班或几点下班，晚上做晚了，第二天多睡会也很正常。不过，我们是实验性的科学，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里，是没办法跟别人竞争的。这个领域，大家都聪明。
记者：听说当你正在美国出成果时，施立明院士病逝了，于是你就回来了。
张亚平：施先生生前给我写过信，希望我学成后能回国，接手由他一手创办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室”，把这个研究室推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记者：回来时有过犹豫吗？
张亚平：如果说没有犹豫那是假的，关键是回国后要有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事业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回国一是吊唁施先生，二是看看国内的变化。
记者：当时看到的情况如何？
张亚平：我回昆明悼念完先生后，就飞往北京，想去中国科学院拜访院长周光召先生。我心情当时很忐忑，那时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不知道周院长会不会见我。后来，周院长答应抽出十分钟见我。我就给他讲了自己的工作和施先生创立的“细胞与分子进化开放研究室”的状况，周院长不时地插话跟我讨论，他是物理学家，但对生命科学的熟悉程度和对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前景的独到见解，让我感到震撼和钦佩。我们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在了解了我回国工作的计划和需求后，周院长当场决定拨出15万美元的特别费用给我购置所需的仪器设备。
记者：国内和国外相比，在科学研究的氛围上，有何差别？
张亚平：国外更鼓励你挑战权威，而国内似乎还有一些障碍。在科学观点上，无论是著名的，还是无名的，国外大家很平等。另外，西方科学家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跟国内也不太一样，西方的科学研究是一个“证伪”的过程。他们强调科学假说的检验和验证，先提出一种科学假说，再想这种假说依靠的是什么证据，跟它对立的另一种假说又依靠什么证据。然后，通过实验验证否决掉一个假说，从而得出这种假说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的很多科学家也都是受过西方的这种科学训练回来的。
记者：在科学领域，你觉得现在的氛围和过去相比，有何不同？
张亚平：过去大家的顾虑比较多，如果自己的观点跟权威的不一样是不太敢发表的。现在的氛围比过去好多了，只要是有依据的，大家就可以自由地争鸣，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也鼓励自己的学生要敢于提出挑战权威的不同观点。这不是说为了挑战权威而挑战，而是因为科学只有不断地完善甚至否定掉既有权威才能不断往前，如果我们只是跟在前人后面，就没有创新和发展，那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中国现在的科学家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张亚平：科学家也是人，不应该把科学家神话。那么多的科技工作者，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一样。对于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来说，除了对科学探索充满兴趣和热爱这个特点之外，他们搞研究也跟平常人一样，是一种职业。
记者：你觉得科学家最要具备的素质有哪些？
张亚平：喜欢和敢于去探索新东西，具有创新精神，有严谨的思维，刻苦和勤奋。除此之外，在团队里为人也很重要。
记者：你觉得新一代的科学家身上有什么特点？
张亚平：他们成长的条件更好，受到的文化影响也更多元，因此，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特点应该是“多元化”。读一样的书，大家的感受都不同。搞科研也一样，只要对科学研究是热爱的，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科学理想，应该也是多样性的。
记者：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当选科学院院士是极高的荣誉。你当选院士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张亚平：当院士后，各种社会活动开始增多，占用了不少的时间，有时候也挺烦人，所以我现在尽一切努力推辞与学术关系不大的活动。当然，当选院士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责任，意味着除了自己的研究外，还有更多推动学科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这种社会责任和义务也是不可推卸的。
记者：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院士都是极聪明的知识分子，你们会有焦虑的时候吗？
张亚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焦虑，就如同每家都有自家难念的经一样。重要的是，焦虑的时候，如何保持健康的心态，调整自己。每个人都会有摔跤的时候，不必老把注意力放在已经摔的那一跤上，而要尽快地爬起来，继续往前走。这才是真正的“知者”和“仁者”。
记者：什么样的人才能跟你一起工作？
张亚平：首先是要对科研工作感兴趣的人，有了兴趣才会有内在的动力。一天干十个小时，一周干六天，是来我这儿工作的基本条件。我们这儿的年轻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都是正常的。这是份高强度和枯燥并存的工作，一天两天的热爱容易，但要长期这样就必须是真正的热爱。所以，我问学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对这个感兴趣，是不是真正的热爱。
不过，这工作也跟登山一样，对于外人是枯燥和辛苦，对喜欢的人则是乐在其中。拼命地工作是因为大家热爱这个事业。我们尽可能地为年轻人创造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找对象并不像外面想的那么困难，因为这些年轻人本身就是很优秀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潜力都很大。
记者：是不是走上了科研这条路，人生就不再是享乐型的了？
张亚平：我原来很多爱好，体育运动，看小说，打扑克，旅游。中学时，我是校篮球队的主力，大学时，我还入选了系队。体育给了我许多启示，它让我体会到了团队协作和力争上游的精神。但现在运动得少了，在这个领域里，竞争非常激烈，而且我还有一些行政事务，想要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你要得到一些，就要放弃另一些。如果对科研是真的感兴趣，就会发现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可以享受的乐趣，尽管它不是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但它是我们选择的。
记者：就像人们说的，一个人选择了某种职业，也就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
张亚平：没错。我小孩明年考大学，我并不要求他子承父业，我只是告诉他，选择将来当工程师、老师还是商人，不光是你的兴趣，也是你以后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不管在哪一行，想要做得好、做得顺，都要尊重这个行业自身的规律。搞科研的人，当别人在外面玩儿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在实验室里待着，你能不能在实验室里体会到工作的乐趣，这就是选择。
记者：如果让您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吗？
张亚平：不会。因为我们以前的机会太少，兴趣也太少，有些路似乎是冥冥中命运安排的，所以，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也许不会再当科学家，我会在别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享受新的生活方式。
（晏礼中，经济观察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