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的一个中午，骄阳如火。在青藏高原海拔4780米的高度，距离“生命的禁区”可可西里不足100公里的地方，一辆皮卡车正在孤独地行驶。
意外
慈海鑫和司机坐在驾驶室。慈海鑫是一个瘦瘦的小伙，刚刚20出头，从他白皙的皮肤来看，应该是刚到高原不久。除了新奇，眼睛里还看不到对于高原的敬畏。司机是一位中年人，高原上的紫外线使他的脸显出紫色的粗糙，这片荒原上本没有路，所以他不时地留心一下太阳，以确定行驶的方向。皮卡车的车厢里是几个大大的塑料桶，里面的液体似乎是水，随着车的颠簸一直在桶里晃荡着。他们俩有说有笑。
车身突然一沉，被陷住了。他们到距离科研营地80多公里远的北麓河取水，却在回营地的路上出意外了。
面前是茫茫无边的戈壁，眼前是被陷进去的车辆。在这个既无村落人家又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可依靠的，只有这两个人和仅有的一把铁锹。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九点，天已经漆黑一片，可车还是没能弄出来。常在高原上活动的司机师傅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可可西里，无论如何是不能在野外过夜的，更何况是在没有任何过夜装备的情况下！然而慈海鑫却不同意司机放弃车辆步行回营地的主意，一定要再试一试，再试试看能不能把车弄出来。师傅拗不过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只好继续努力，心里却在担心着：如果坚持不放弃车，晚上两个人必然会被冻死在这野外的。慈海鑫是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名博士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为了帮助师兄作关于藏羚羊和藏野驴的生态研究，他第一次走近了可可西里，第一次在没有师兄照顾的情况下，跟司机师傅两个人出门。未想到在回营地的路上出了意外。
青藏高原上气候多变，尤其是在野外，经常是早晨刚下了大雪，中午又是艳阳高照，可过不了多久，没准儿又开始下冰雹了。而且，因为按原计划可以在中午时分就回到营地，所以早饭之后出来，他们没有带任何干粮。从早晨一直到晚上，他们就那么又冷又饿地坚持着。
2007年8月中旬，当慈海鑫坐在位于西宁的实验室里，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笑着说：“在高原上开车和坐车，不能抽烟，不能打瞌睡。周围都是戈壁滩，很容易疲劳，容易出事故，所以要不停地同司机师傅讲话。我那天就是话多，吸引了师傅太多注意力，才让车给陷进去了。”
“我当然知道高原的野外不能过夜，尤其是在可可西里地区。当时真的有点任性。好在我们最后终于把车开动了。算是有惊无险了。”
“长征”
对于从小备受呵护的慈海鑫来说，青藏高原给他的历练是深刻的。来到青藏高原生物所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经历了多次这样有惊无险的情况。但他认为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在2007年的夏天，他为了自己的研究论文而在青藏高原上完成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慈海鑫的专业是高原哺乳动物，他曾经两次前往可可西里，帮师兄进行藏羚羊和藏野驴的生态研究，但他本人的研究重点是高原鼠兔的遗传多样性。高原鼠兔是一种圆球形、没有尾巴的动物，外形与老鼠十分相近，但它既不是鼠，也不属于啮齿类，而是比较接近于兔子的一类动物。为了研究青藏高原地区鼠兔的种群遗传性，慈海鑫必须收集足够多的高原鼠兔样本作为研究基础。而这些高原鼠兔不仅要满足数量要求，还必须是分布在青藏高原不同的地区。
2007年6月22日，慈海鑫的导师苏建平研究员带着他和一名司机，三人开着一辆皮卡车从西宁出发。沿途中采集各种不同环境下的高原鼠兔样本，全程共26天，累计行程将近25000里，所经过的每一处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其中风火山口、唐古拉山口等处的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
有个地方虽然海拔不是最高的，但对于初到高原的人来说却是闻之色变，那就是五道梁，海拔4800米。高原上有“过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的说法，这里也曾是陆川拍摄电影《可可西里》时最痛苦的一个地方。
高原的空气本来就稀薄，再加上这里的空气不流畅，含氧量只有正常空气中含氧量的一半，所以即使没有高原反应的人，到了这里也会反应一阵。慈海鑫在青藏高原上唯一的一次高原反应就发生在这里。
尽管头痛欲裂，他和苏建平老师依旧得按时捕捉高原鼠兔，并现场解剖，制作标本。“苏老师是一位很严格的老师，今天应该完成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拖到明天再做的。所以当时感觉头都快炸开了，还是坚持着做解剖。当时苏老师也有高原反应，但他一直都没停下手里的工作。这是我的压力，也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
历练
另一个让慈海鑫记忆深刻的地方是安多。安多的平均海拔是4700米。在这里，他们的工作没有受到高原反应的影响，但却受到了当地藏族同胞的阻挠，使得他们采集鼠兔的行为几乎成了一项危险的行为。
当这支“长征”队伍在安多捕捉高原鼠兔时，遇到了当地居民组织的青藏铁路巡逻队。这支为保护青藏铁路不受破坏而组织起来的队伍，队员全部是当地的藏族同胞。看到这三个人一边捕捉鼠兔，一边还现场解剖，反对杀生的藏族同胞实在无法理解，即便是为了科学研究，他们依旧不能接受。因为当地人大多不懂汉语，而苏老师和慈海鑫又听不懂藏语，交流困难导致沟通不畅。这支科研队伍在藏族同胞的眼中瞬间变得跟偷猎者队伍一样可恨了，他们破坏捕捉鼠兔的工具，阻止正在进行的解剖，还放走了刚逮到的高原鼠兔。好在稍后有中国铁路局的工作人员经过，了解他们所做的科研工作后，才帮忙劝服了藏族同胞们。
“其实像我们这次采样深入到了青藏高原的腹部地区，在藏民的活动区进行鼠兔采样，受到干扰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在邦达县的时候，本来那天按计划应该采集20只鼠兔样本的，但当地居民出来干涉，只采到了7只就被迫换地方了。”
青藏高原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慈海鑫来说，是他前所未有的一次经历，也是一次深刻的感悟。然而，更大的意义在于，他们这次“长征”带回来的500多只高原鼠兔的样本，是青藏高原鼠兔研究历史中采样范围最广、采集数量最大的一次。对于我国高原生物遗传多样性、谱系地理学等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意义重大。
当问他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是否会离开高原，他给出的回答很诚实：“我不会永远呆在这里。但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所以我不会远离。”
（王姝，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06级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