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为大家作报告，作为研究生院最早的老师之一，我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研究生院是科学院的黄埔军校，这个词是我第一个引进的，至少在地学界如此，今天我们就从黄埔谈起。黄埔军校是人才辈出的地方，诸位要珍惜在黄埔的时光，要珍惜在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的这三五年时光，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会为在这所黄埔军校学习过而自豪。那么，如何在这所黄埔军校当好研究生，我认为以下十点非常重要。
第一，立志，要有雄心壮志。
中国一年培养数万或十几万研究生，是不是都成为人才呢？或者都成为优秀人才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的，大概只有一小部分是优秀人才，一部分是一般有用人才，有一部分研究生念了也白念。我希望大家成为优秀人才，至少是有用人才。我希望二三十年后，你们的儿女问你们：“爸爸、妈妈在有名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了几年有什么收获呀！”你们能很好的应答，而不是羞愧和遗憾。苏联的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生命是宝贵的，它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一个人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因为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我的体会是有雄壮志与没有是大不一样的，有雄心壮志，就有可能成为优秀人才，没有雄心壮志必定不能成为优秀人才。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立志要像詹天佑那样成为一个优秀铁道工程师。我上的是铁路子弟小学，那是一所只有100多孩子的小学，上课和农村小学一样，复式教学，两个年级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但是校长很注重培养学生立志，请人谱了校歌：“贵山富水，佳气郁郁葱葱，火车如电过，文化随交通，我们炼品学、锻体魄，奋发志气雄。”正是培养孩子们立大志，这所仅办了五年、前后只有两百多学生的小学，五、六十年过去了，据不完全统计培养出了院士、教授、高级工程师、作家、歌唱家数十人。
第二，持之以恒。
有雄心壮志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百折不挠。一时心血来潮，夸大海口的“大志”是不乏其人的，但是百折不挠、持之以恒者就难得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上清华，他的志向是要得诺贝尔奖，我自愧不如，我的志向是一定要在地质学上有创造性的贡献，结果呢？他还是一个一般的电机工程师。而我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第三，永远向看得见的高峰攀登，不断提出有限目标，不断奋斗，永远前进。
不切实际的“理想”、“壮志”，就是好高骛远。一个登山者，在北京，他首先登上的是香山的鬼见愁峰（海拔700m）；向西看，是门头沟的百花山（海拔约2000m），登上百花山；再西看，是五台山（海拔约3000m），登上五台山后，一片茫光，用心悟出，西边定有昆仑和喜马拉雅山（海拔约8000m）。我在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北京地质学院）学习时，我崇拜的偶像是彭志忠教授，我当然崇拜爱因斯坦，但是我搞不清他，彭志忠教授，生活在我身边，我熟悉他，我就向他学习，向彭志忠学习，就是我当时的动力之一。
我要学詹天佑，学不成，就想到了华罗庚，自学成材，报考北大数学系，不成功入了地质学院。我父亲告诉我：“中山大学地质学有一个才子，叫陈国达，大学三年级就写出优秀论文，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的奖励，资金是300个袁大头。”我在地质大学时学习和奋斗的目标是向彭志忠学习，向陈国达学习。我的奋斗目标是有限的，明确的。到今天七十多岁了，我仍然有自己的学习目标，我学习的目标是俄罗斯（苏联）的晶体学家别洛夫。别洛夫大器晚成，42岁才做出成果，可是后来的半个世纪笔耕不止，硕果累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第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据说曾国藩当年与太平军大战，写战报时，不敢欺君，写上屡战屡败，幕僚左宗棠将其改为屡败屡战，前者是无能的表现，后来是艰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我将两句话都用上来说明我的奋斗道路。
小失败不算，我最大的失败是1957年高考落榜，因为政治条件不合格，被除名，现在看起来是件小事。由于政治不合格，我走其他的路也没有走通，上山下乡，去考火车司机，最后在家自修来年再考。在自修的这年中，父亲鼓励我学习华罗庚。我就自修数学和俄语， 1958年9月，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二元二次不等式的图解法》，发表在《数学通讯》上。这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不能算是“教学研究”，但无论如何，对于毕业生来说总是一件大喜事。我产生了一个要当数学家的志向。1958年再考大学，北京大学没有录取我，进了地质学院，我一千个不愿意，认为屈才，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学地质，父亲用陈国达、李四光的例子激励我。我又重新立志要为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一翻事业来，我拼命地学习，而且念念不忘创新奋斗，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就悄悄地向杂志投稿，学陈国达先生，我投的第一篇地学的文章是“融雪堆的秘密”。我观察了三年，北京冬天的雪堆融雪时，形成锥刺状，锥刺的方向都指向正北，倾角和北京的纬度有密切关系，我用罗盘测量过。稿子投到《地质知识》，编辑部的答复是：“我刊是科普读物，不接受研究性的文章”。这次科学的冲刺，失败了。
三年级时，我再次向科学冲刺，我写了一篇关于火山灰沉积相的正式论文，投到科学通报，被审稿人毙了。至今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可取的，我提出新的一种沉积相，这种沉积相在河北滦平存在，也存在于印度尼西亚，这些就有实例。只是当时我只是大学生，人微言轻而已，又失败了。我不甘心失败，再努力，我发现岩浆岩中，Al2O3, CaO, K2O+Na2O之间有较为严格的“数学关系”，已知两项就可以求出另一项来，我用大量世界公认的数据作验证，写了一篇非常正规的学术论文，投到当时中国最高的地质学杂志《地质学报》。这次编辑部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叫我盖上公章再寄回编辑部。显然这篇文章是可以录用的。这是1961年，我大学三年级时的事情。我把投稿编辑部要盖公章的事告诉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老师说，你不怕拔你的白旗呀！还自己找上门去，找挨批判呀。于是又失败了。我当时想不通啊！我怎么就学不了陈国达呢？
1963年，我已经到了地质所当研究生，导师何作霖院士给我一块云母标本，我做了各种实验，写了一篇很出色的论文，我认为应该用外文来发表，于是我用俄文写出了论文，投到《中国科学》（当时仅有的两种外文学术期刊之一）审稿通过，编辑部要我盖公章寄回。这次我不再错过了机会，但是图章没有盖上。因为有老科学家不同意盖，说：“这是一块不知产地的标本，这种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此风不可长”。虽然没有正式的机制，“为研究而研究，此风不可长”的帽子也不小。又一次失败，幸而用中文还是发表了。
这里我插一个故事，关于云母的故事。正是云母的情结，贯穿了我以后三四十年的科学生涯。因为云母的实验，我有心得，向钱伟长先生汇报，得到他科研方法的指点，受益终身，并结下师生之情，忘年之交。
因为对云母的深入研究，对云母矿物有全面的了解，使我在12年后发现河南信阳变质带的3T型多硅的云母和C类榴辉岩，指出这里是华北和华南两个板块的缝合线，这篇论文在当时地质界很有影响，一直被传为佳话，说我一篇文章，一个矿物学家成了“大地构造学家”。
因为我研究过云母，所以我很容易明白意大利地质学家提出的用白云母b0值划分变质带类型的研究方法，并很快在中国推广。正是研究过云母，我指导同志解决了珠光粉的制造方法解决了塑料、涂料和化妆品珠光粉的生产问题。如果没有“为研究而研究”的那次云母实验研究，恐怕发现3T多硅白云母及C类榴辉岩的就不是我，而是别人，而且要晚一些年头了。
第五，书上说的不一定都对，用怀疑的眼光去读书，看文章。
这是钱伟长先生对我的教导。当然书上的东西对的占多数，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带着怀疑和审查的眼光读书，收益多多。我有许多研究的思路来源于此。
我们学地质的都要学一门功课，晶体光学与光性矿物学，也就是教授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和鉴定矿物技术的课程，我发现它只是介绍一些技巧而没有任何理论，于是我在大学时就立志要完成光性矿物学的理论，也就是结构光性矿物学。我前后用了26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工作，写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本《结构光性矿物学》著作。这是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主要贡献。我的第一篇结构光性矿物学论文，也是从英文、日本和俄文、法文的名著中普遍引用的一个实例出发的，因为这些名著都是一带而过，没有探究所以然。我用两天的时间解决了它，矿物的最紧密堆积构造与折射率的关系，它是我用英文写的第一篇文论。这样的例子很多。
第六，不做价值5元的光盘，学习的目的是创新。
请问各位，来科学院当研究生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学习知识。既对也不对。因为所有讲授的知识，都有书、有文章，诸位先生学习不学习，人类知识库里已经有了，完全可以拷贝出来。诸子的全部知识拷贝下来，大概只有一个光盘，最多两个光盘就装完了。光盘上的知识可以随便提取、随便拷贝复制，你脑子的知识，复制起来不方便，有时还复制不了。你说你的知识是不是还不如一张光盘，一张光盘在黑市上只值5元钱。可见一味读书，不会应用，不会创造，作为科学家是不合格的，作为一个教师也许还凑合，如果你口材不好，还讲不出来，那连一张光盘都不如。想清楚了，实质就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强调创新？我们这所黄埔军队是为创新而办的，不是光盘工厂。
我见过一个研究所里有两位先生，成天读书，中文、英文、日文、俄文、德文都通晓，就是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现在一位已经乘鹤西去，一个退休在家，我们要问，他们留给后人什么呢？一分遗产也没有，国家知识库没有他们的文章、报告。你们说他们的知识是不是不如一张光盘。所以，我从2005年起，就提出研究生学习不是为了拷贝知识，当光盘，而是要创造知识。
第七，知识就是力量，课题才是科学家的财富。
前面我说过，不是博士、硕士学位拿到手就一定是人才，有相当大的部分不能成为人才。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是合格人才呢？我有一个标准，硕士生学会独立进行研究，博士生除了独立研究以外，要会自己选题，今天中国大多数博士生，题目都是老师选的，自己不会选题。严格说，有相当的教授和副教授是不怎么会选题的，说这话是会得罪人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研究生与先进国家比较，差就差在这里。
几十年来，我成天在琢磨选题，我曾为十几位同事出课题，我自己的课题多得是，所以我自己单独完成的课目论文就有百余篇，我几乎从不干别人干过的事，我专门有个本子在记着我想到的课题。我常常在想入非非，其实是在想课题。没有课题在胸的人，最后就会在竞争中出局，被优化组合边缘化。
我今天来不及教诸位如何选题，但是我告诉大家，当你还没有学会如何选题的时候，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家，这是叶大年说的。
我当选院士，有人说我运气好、人缘好，我说，不是的，是我在大学三年级时就选到一个矿物、化学、物理中的难题晶体结构与晶体光学性质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既有份量又力所能及的课题。许多人到了当讲师、副教授或教授还没有选到合适的课题呢？是运气吗？不是，是硬功夫。
第八，不研究洪秀全的胡子，而研究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多少人。
我们研究课题要有意义的课题，不能选研究洪秀全有没有胡子。其实洪秀全有没有胡子是很难的题目，因为太平天国有法令不许画人像，所以“天子”洪秀全的胡子问题很难考证。相反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多少人，是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是清朝初年，民族大迁徙的“湖广填四川”的起因。“湖广填四川”，张献忠杀人是很容易研究的，四川各县的县志均有记录。1957四川大学就有一个学生的论文选了这个题目，我非常佩服为他选题的人，我当时才念高中三年级。
现在有些老师为学生选的题目是变相的洪秀全胡子问题，研究清楚了也没有多大意义。你们做论文时想一想，是洪秀全胡子呢、还是张献忠杀人多少？我是不研究胡子问题的，钱伟长教授告诫过我，鸡毛蒜皮的事不要管。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选的题目太大无边，或没有条件，目标不明确。结果是毁了研究生。你们也应该警惕，别误入歧途。我知道我们地质界有一位解放前从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留学回来的博士，为他的学生选了一个“前寒武纪矿物学”的研究方向，我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研究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先生为他的学生选了核爆炸后产生断裂的研究，这个题目很好，很大，很重要，他不知道，核爆炸这样高度的国家机密，根本是不容他人介入的。结果这位学生的时光全部耗费在看洋文献上，最后一事无成。有时有名的学者也会选一个错误的方向。例如，苏联有一位科学院院士是位岩石学家。他提出一种方法叫比重折射率色散法，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测定晶体结构和测定矿物的绝对年龄，其实在物理学上和同位素物理和化学上都没有理论根据，致使苏联的研究生有一事无成者，也吸引过中国的几个留学生误入歧途。可见选题是多么重要。总而言之，钱伟长先生告诉我，鸡毛蒜皮小问题，无多大意义的不选；太大、太难，没条件研究的不选，否则毕不了业；问题不大、不小，很有意义，首选；问题虽小，但仍有意义，可以快速解决，可选。
第九，先投入战斗，而后见分晓。
有人强调，先仔细调研而后制定方案，着手研究，最后是总结成文。我的方法不是这样，我的题目在选定之前就有一番思考，一番了解，但不详细。选定了就干起，在干中再调研，再不断修正方案。我称前一种程序是“看字当头”，后一种方法是“干字当头”。为什么我不采取看字当头呢？如果是看字当头很容易把自己吓退缩了，这个XX人研究过，即个XX权威研究过，那么什么才是自己能研究的呢？“干字当头”，先按自己的设想干起来，尔后逐渐调整，总会发现自己有创新点，有新东西，穷追猛干。最后成功，那是越干越有劲。如果我是看字当头，恐怕我的研究有一大半都不会干下去，甚至是一事无成。
例如，结构光性矿物学，最早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研究过，有著名的晶体物理学家涉及过，我不管这些先按自己的思路干起来再说。才有今天的结果。
又例如，颗粒的堆积问题，研究了一两百年，要调研，不知到何时才了结。我们是干起来再说，我在这方面培养了三个博士研究生，发表了十多篇论文，揭露出新的规律。如果看字当头，永远都会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觉得前人把问题都解决完了，自己无处施展。
记得毛主席曾说过，“事情往往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干字当头，学也就在其中了，干就是学……。”
第十，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是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大学礼堂，对中国留学生实习生代表讲话时说的。原话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每次给同学们讲话，总要引用毛主席这句话，总是在开头讲，这次例外，在最后讲。
2000年，我到莫斯科大学参观过这个礼堂，我想到的就是这句话，亲自聆听主席教诲的同志，我认识很多，他们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成了国家的骨干力量。
同志们，你们是幸福的，你们都能活过2050年，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代。历史的重任交付给你们。
（叶大年，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