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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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pence （2014年以后的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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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我们知道，大学是政府花了很多钱办的社会机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有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大学的功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大学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但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到现在，大学有四个最基本的特点始终都是一致的，是我们必须要维护和保持的。我们必须要从现有的、现代的大学中去找到传统的、最基本的基石所在。
还有一点尤其重要，在这样的时代，很多大学都在进行改革，不仅在中国有这样的历程，在世界各地我们都看到大学的蓬勃发展，大家也在考虑，什么样的因素促进大学的发展。悉尼大学最近在重新审视大学的目的和运营方式，将历史上大学所承担的责任进行了思考。
我在这里所讲的内容，更多不是技能方面的，而是更加基础性的东西。今天在座各位，很有可能将会成为中国未来一代大学的领导者。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从年轻的时代就应该开始批判性的思考：大学应该是什么？你们的思想将会直接塑造教育的未来，直接塑造中国的未来。
我所讲的这四点基石性的东西对于大学的活力、公共机构的活力来说非常重要。
第一，听起来非常明显，就是对于思想的培训，但有很多机构都忽视了这一点，而更多考虑的是技能的培训。我们所要的大学不仅是培训实际工作者和工人，我们所需要的是思想上的领导者。大学不只是你工作的地方，而是教育你去进行思考的地方。所以，像在中世纪时期，大学会有六年通才学习的阶段，包括各种方面：音乐、天文、几何数学、文法、逻辑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前提下：不管一个人未来所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必须要学会思考；而且，应该鼓励他们去参与更为广泛的、可学习的领域，对不同观点进行辩论。所以，一个现代大学，它的课程设置，不应只是以信息为基础，大家今天所学到的信息会很快过时。
一个大学必须要成为这样一个圣地，不仅在这里可以获得信息，同时也可以在这里学到最为核心的思考的技能，我们所需要的是有不同技能和思考能力的公民，是能够提出比较刁钻问题的公民，是能够更好的、有效的、清晰的表达自己思想的公民。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学生能够问刁钻的问题，我们鼓励学生进一步的去平衡、考虑各种各样他们所拿到的证据和论据，并且在辩论过程中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评估学生这种能力已经建立起来，这不像考试卷的结果好评估，也不像一种知识技能记牢了也好评估。我们必须假设在这样的前提下，基于这种教学方法，他们能够把这种方法内化。但有效的教育方式要着重关注的，不仅是结果，不仅是所使用的工具，不仅是你所学到的东西，而是你是如何学到的，以及你学习的流程。大学应认可、奖励创新的过程，而不会让学生因为有不同观点而受到惩罚。由于社会的需求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希望能够把学生培养成这样的学生：不仅是为现有社会中的工作做好准备，不仅是为明天可能出现的社会工作做好准备，而是为后天可能出现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们要实现这一点，那就必须要做到以下的这些工作：必须要以一种允许并奖励批判性思维的态度教育学生，而且要给予他们最为高尚的奖励，他们如果不是在重复，而是有一些新的，甚至是一些异常的观点提出来的时候，对他们给予肯定和奖励。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去讨论教学和研究之间的界限，有时人们认为一个大学里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放在一起的，因为教学者也会做研究的工作，并且把这些研究的成果教给学生，学生再把他们所了解的东西反映在他们的考卷上；但我觉得，学生应该和教师、研究者用同样的技能去做研究，应该给予学生这种权利去问刁钻的问题，并且去评估所获得的知识，了解整个流程，并且学生也应有权利去发现新的东西。研究的成果也应该是属于学生的，应该给学生这样的机会，非常紧密的与高质量的研究者接触、联络。
为了能够更好的培训思想，除了批判性的思维之外，除了要奖励创新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进一步进行通识教育，尽可能的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在某些学科上要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英国的传统是要求学生挖得更深一些，比如说，我在牛津所工作的20年中，跟着我的学生只是学法律；而美国的教育，可能很不同，并不允许你做非常专的、非常深的研究；在澳大利亚，我们传统上来讲，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在两、三个话题上，两、三个学科上研究得深一些，这样可以把广度、深度进行一个很好的平衡。但是随着课程的设计和发展，随着学生学习需求的变化，在广度和深度之间进行平衡已经越来越难。
同时，我们也有课堂内和课堂外的教育。我在牛津工作时的学院创始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大学可以做到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允许学生彼此之间去学习。学生确实可以从教师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学生不仅可以在课堂内部从彼此身上去学，同时也可以在非常丰富的校园生活中从彼此身上学习。在我们的大学里有课外活动的历史传统，包括体育的、音乐的、社会福利的、慈善的，或者是宗教的活动，目前包括有300多种不同的课外活动类型。去年我们获得了全球大学生辩论竞赛的冠军。
教育的责任是一种整合性的责任，最为核心的技能、批判性的思考都要纳入到一个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来，它不仅仅要奖励创新，同时也要以一种革命性的方法鼓励创新，探索未知的东西，这样大学才会继续保持它的角色和意义所在。
第二，大学是一个允许自由问询的地方。在中世纪发展起来以后，大学就保持了这样的传统，可以不断的去进行自检和自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学术自由非常重要，而且这种学术自由不能被滥用，必须要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必须要使学术者、研究者之间可以接受彼此的观点，并且以一种宽容的角度去接受，在此基础上进行彼此之间的沟通甚至辩论。
这种问询的自由，它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果，这些结果会引领一个大学的改革。在学术社会里面，学者自身要决定到底他们会教什么、研究什么？这也是一种自由。大学的领导者应该去考虑大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需求所在。但是，最后还是要由学者自身决定研究方向，他们最为清楚哪些地方容易产生新的思想，又有哪些有趣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
大部分大学都会把这些工作做得很好，而我们发现做得最好的大学往往给予学者最大的自由空间，让学者来制定课程设置等。悉尼大学在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改革了治理结构，希望这种治理能够给学术者本身更多的自由，让他们去制定重点，尤其是在一些大学决策上，尽可能多的融入学术代表的参与，把他们的观点很好的融入我们最终决策中，这样我们的计划和策略才能考虑到最新的学术方面的发展，并且反映学术者的意见。
澳大利亚最近出台了一个新的制度，就是要对大学的研究进行一个衡量。怎么样去衡量教学的质量呢？在设计体制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机构或者大学的自主权，看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追求学术上的自由思考。
第三，我觉得作为中世纪大学的另外一点，就是要有一个自律的原则，对于哲学、自然科学方面，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考虑到这样一些原则。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问题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比如说像气侯变化问题，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大学所能解决的或者是经济学家所能解决的，或者是政治家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够解决，而且是用一种创新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我觉得跨学科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悉尼大学，我们有三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是用来应对我刚才所说的跨学科问题的。
1. 关于针对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生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是很复杂的一个研究，它会涉及到食物是怎样摄取的？怎样吸收的？消费者选择食品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食品，而不是另外的食品？那么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不仅仅会涉及到卫生的问题，也会涉及到其他一些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肥胖症的研究，也是我们其中一个研究。
2. 和中国相关的一个研究。我们对中国科技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对中国的一些教师进行培训，而且我们有一个新的计划，就是要动员我们的160个教师，来研究中国企业的发展情况。
3.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机构，是研究食品安全的，还有农业产品安全的，以及农业生产的过程、农业生产安全的。
通过不同系的合作，我们可以达到跨学科的合作，当然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一点。因为人们做一个职业的时候，可能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学科；但是在大学里面，在21世纪和22世纪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有跨学科的研究。
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外行人，我觉得这也是中科院研究生院在教学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点。因为即使是关注自然科学，也要与其他的学科进行相互交流，这对于自己专业发展很重要。比如说像人类、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一个问题，大家要考虑，人怎么样去操作这些机器？然后机器对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
第四，我们还可以看到，在1158年的时候，出台了一项法律，就是使学者能够在欧洲进行自由的研究和思考，这对大学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鼓励大家要进行主动的思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思想。所以，我觉得作为大学来说，他们一方面要接收来自各个国家的大学老师和同学，同时也应该把自己的老师派遣到其他国家进行培训，这是国际合作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有一个中英双向的项目，这样可以跟中方进行良好的合作。我们的这些学生，来自200多个国家，同时，我们也把自己的学生通过一些交流合作项目，派遣到国外的一些大学里面进行交流，比如说北美的、欧洲的一些学校进行交流。因为，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们就可以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
那大学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于一个大学来说，它要想生存，需要记住这四个要点，需要意识到应该对思维进行培训，应该了解到什么是自由的询问，在学者制定自己大学教学方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自由的提问”这样一个原则；另外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国际影响，也就是说和国外的交流；另外要学会用批判性的思维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我们在21、22世纪要取得成功，要获得生存，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我们的大学已经有800年历史，如果我们能够继承这些传统，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且可能会生存得时间更长一些。大学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上述目标，这个目标要通过学校治理来实现。
（根据悉尼大学校长Michael Spence的讲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