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断定一块残破的头骨化石缘自什么年代？想了解先人如何铸造出精美的青铜器？想坐在飞机上寻觅黄沙下曾繁华一时的古道？想从先民残存的蛛丝马迹定格其生活画面？……
现代人想要走近远古世界，已经越来越倚重一门年轻的学科——“科技考古学”。
现代科技聚焦远古世界
科技考古学是利用现代科技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如果将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比喻成组装一台机器，那么，考古发掘工作好比铸造机器的基座，科技考古提取的'潜’信息即为机器的零件，而考古学的理论则为机器的组装说明书。”中科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王昌燧教授给记者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考古学一直和自然科学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并在发展中不断从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1949年，美国科学家W·F·列比建立14C测年方法是考古学质变的标志，科技考古学从此从考古学中脱颖而出。但科技考古学形成自身的体系、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它涉及断代测年、地域考古、遥感勘查、古代工艺研究、生物考古、环境考古和农业考古等众多分支领域。
“其实，科技考古学和考古学本来是一回事，两者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完全一致。”王昌燧说，“但研究方法、理论和手段则与考古学大相径庭。有关研究人员绝大多数为自然科学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记者回想起来，上个月，在王昌燧领导的系的挂牌仪式上，到场的几位著名院士都来自于不同的学科领域。
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
王昌燧说：“断代测年方法及其应用在考古学和科技考古学领域独领风骚近50年，它将永远是考古学和科技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研究的热点无疑已转移到地域考古的探索上。此外，生物考古虽然年轻，但具有诱人的前景，相信5年内将成为科技考古的主要方向。”
王昌燧介绍说，在地域考古领域，多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如岩相、成分和同位素比值分析的相互参照，以解决分析数据重叠的难题，始终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分析方法的标准化，使不同方法、不同实验室所测数据具有通用性，以建立数字地球人文系统的数据库，已受到普遍关注。与此同时，无损分析、特别是便携式无损分析的方法，正日显广阔的应用前景。
生物考古的兴起，与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发明密不可分。王昌燧认为，近年来，国际上开展的实时PCR研究，为有效剔除古代DNA污染带来了福音。随着研究的深入，古代食谱分析逐步细化至较为具体的食物种类，而利用食谱信息的综合研究，勾勒农业起源与传播的时空框架图，则无疑是食谱分析和农业考古的新动向。
中国人的优势在哪里
王昌燧这样评价我国的科技考古学的发展现状：断代测年在国际上已达先进水平；遥感、地域、环境、农业和生物考古等领域发展迅速，已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而在文物的制作工艺方面，我国则长期居世界前列，并不断有所创新。
他介绍说，柯俊院士领导的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在冶金考古领域硕果累累，被国外同行誉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古代冶金研究中心”。最近，董亚巍等对我国青铜范铸工艺的系统总结、周卫荣等关于我国汉代之前可能没有失蜡法铸造技术的见解，进一步展现出我国冶金考古领域的厚实基础。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教授李家治关于我国陶瓷科技发展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我国陶瓷考古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北方商周时期也产原始瓷的事实以及白瓷缘自青瓷的推断，暗示我国北方早期瓷器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王昌燧认为，这一发展过程的探索将使我国陶瓷考古的研究水平提至新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科院上海光学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在古玻璃研究领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干福熹指出，早在西周至春秋，中国就有了玻璃。而出土于新疆某墓地的古玻璃，尽管与西亚古玻璃的化学成分相近，但地方特点明显，应为当地制造。显然，它与春秋战国之交，我国中原发现的含钾钙硅酸盐玻璃，都可为探索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重要的线索。
我国关于文物结构与工艺研究的水平还体现在一些尖端技术的应用上。质子X荧光(PIXE)和同步辐射X荧光(SRXRF)等技术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王昌燧认为，基于同步辐射的吸收精细结构分析(EXAFS)和光电子能谱分析(XPS)，可望将瓷釉呈色机制的研究提高到物理层次；而扫描隧道电镜(STM)和原子力显微镜(AFM)等设备，在科技考古领域也一定能有用武之地。
未来不再是考古学的陪衬
王昌燧坦承，就学科建设而言，科技考古学还远不如考古学成熟。“科技考古学与考古学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然而又似乎总是作为考古学的陪衬。”
王昌燧认为首要原因就是科技考古学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科技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家一样，都应有坚实的人文社会科学功底。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几乎都是'思想家’。考古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大师在引领风骚。相对而言，科技考古界类似的大师较少，现在则更难发现，或许是教育体制中将文理分开所致。”
他认为次要原因是缺少独立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几乎国内外所有的科技考古实验室都隶属于考古学系或人类学系，绝大多数科技考古专家都有各自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对科技考古仅仅是'客串’，即使是专业科技考古学家，也甘心做配角，潜心于科技考古方法和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很少关心科技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现在，中国科技大学和中科院研究生院先后成立了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王昌燧认为，这种尝试倘若成功，将成为国际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表率。
在王昌燧看来，随着科技考古学理论的逐步完善，随着具有一定自然科学基础的新一代考古学家和具有相当人文科学功底的新一代科技考古学家的出现，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的界线将消失殆尽，“一个全新的考古学，即科技考古学将展现于21世纪”。
(本文发表于 科学时报 2006-01-06 记者:肖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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