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国一位主要的干细胞科学家的研究所涉及的伦理相比，这位科学家的下台更多地体现了当代科学家面临的压力。
上周韩国一位主要的干细胞科学家黄禹锡的辞职事件有一个巨大的讽刺。在这之前，他的这项突破性研究存在着一些争议。黄禹锡研究了通过克隆人类胚胎从而获取干细胞的技术，这项技术可能会产生治疗一系列人类疾病的疗法。
对于公众而言，他的研究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他所使用的受精胚胎会被毁掉。反对干细胞研究的人声称，不论一个人类胚胎处于发育的哪个阶段，毁掉它就等于堕胎。
但是导致黄禹锡辞职的原因，是围绕他的研究的一个特殊的争议，这个争议与上一个争议很不一样。黄禹锡去年否认了他所研究使用的人类卵子来自他的研究组的一些下级工作人员，然而上周黄禹锡承认当时他在这件事上说了谎。
干细胞研究的批评者倘若把黄禹锡的下台看作是对更广泛的道德控诉的一个证明，那么他们就错了。毕竟，在黄禹锡如何得到了卵子捐献者的知情同意这个问题，和受精胚胎是否算一个“完整”的人类——即便受精胚胎只有为数不多的细胞组成——这个问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有两类重大的压力把这些问题联系了起来，而每一个关心负责的科研活动的人都应该注意它们。
第一类压力是科学家个人受到的压力，它来源于许多现代科学领域高度竞争的本质。第二类压力是由全球化带来的类似的压力。
科学竞争的压力
科学家们很少在实验室外谈论他们工作所面临的压力。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从事前沿领域研究的人，即便是一个博士后，这种压力都是不陌生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例如，抢在一个领域中的同行前面发表研究成果的压力——会是残酷无情的，这导致了长时间的工作和严重的精神压力。
许多科学家乐意承认，这种压力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它可以高度地激励他们。产生科研成果最多的国家，也往往是那些竞争最激烈和最普遍的国家（例如美国），这种竞争不仅决定了（以升职和奖金衡量的）奖赏体系，也决定了就业问题。
竞争的危险在于，它会让科学家过分专注于研究，从而影响了科学家对于他们研究的潜在收益和成本的判断，以及二者的平衡。在最糟的情况下，这可能会鼓励科学家去走捷径——例如忽视对受实验人类的利益的尊重。
没有证据表明黄禹锡的事件出现了这种情况。事实上，参与卵子捐献的科学家强调说她们自愿提供了自己的卵子（并且显然没有让黄禹锡知道）。然而，正如他在宣布辞职的时候所承认的，他曾经“因为研究和对成果的渴望而失去了判断力”。
技术上的雄心
如果内部的压力可能与科学家符合伦理的科研活动产生冲突，来自外部的压力也可能会与之冲突。这些外部压力要求科学拿出成果，从而转化为能产生利润的技术。
就在上个月，韩国政府任命了黄禹锡领导新建的世界干细胞研究中心，这表明了干细胞研究带来的技术，是让韩国成为生命科学产业前沿中心的计划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引人注目的是，亚洲新兴的经济体都把科学技术视为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举另外两个例子：印度和中国也在增加他们的科研预算。
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冒着对规范科学研究的体系投资不足的危险。这一体系确保迅速获取利润的要求不会让人们忽视对研究进行方式的关注。毕竟，伦理委员会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直接的贡献。
这一次也没有证据表明，在黄禹锡的事件中，经济压力在他上周所承认的错误行为中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
也没有人认为黄禹锡的研究如果遵循已有的伦理程序，那么他的研究会不可避免地被耽搁。这些程序包括只能使用那些没有面临经济或者个人压力的捐献人所捐献的人类胚胎。
然而，这样的压力并不是未知的。例如，上周在印度孟买召开的印度首届全国生物伦理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一个强有力的伦理体系对于医学研究的重要性。
印度没有国家的管理机构监控干细胞的研究和使用，然而却有越来越多的公立研究所和私人诊所声称用干细胞治愈了数十甚至几百名病人。然而这类主张没有一项经过了同行评议。
John Le Carré的《永远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肯尼亚药物实验的伦理规范被忽略的故事。对于Carré，这类问题已经成为了大公司资本主义的一个弱点。
公开辩论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当以科学为基础的迅速的全球化与伦理习惯的传统观念相冲突的时候，公民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这造成了一个特别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和对科研进行负责管理的要求有时会发生冲突。
在干细胞研究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使用人类胚胎引起的伦理问题很大，因此要禁止这类研究。这就是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多数成员投赞成票通过的一项决议所传达的信息。（见联合国“建议”各国禁止人类克隆）
此处的危险，用一句经典的英语表述，就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如果这类研究产生了拯救生命的疗法，例如治疗从阿尔茨海默氏症到糖尿病这类疾病，就有很强的理由认为这类研究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一小部分人类细胞的价值，这些细胞要么也会被抛弃。（见联合国在人类克隆问题上必须采取稳健的立场）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干细胞研究彻底禁止，严格的规章制度对于确保这类研究被社会接受就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如果这类规定在推行之前进行了仔细的审查和公开的辩论，那么它们就会增加公众对研究的认可。
对国际惯例仅仅做些口头上的应付，而不把这些规则贯彻到一个真正民主的商议过程中，这也可能满足国际要求。但是这样并不能阻止那些麻烦问题的出现。
并且，如果来自科学和经济上的竞争压力与确保科学服务于人类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就不会促使科学内部产生必要的文化变迁（cultural shif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