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中关村一座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普通住宅楼，走上二楼，10多平米的客厅里，硬木花格架、白纱下的钢琴和数个单座沙发相得益彰，一盆茂盛的吊兰半倚钢琴，静怡舒展着碧绿叶片，如它的主人一样，吐放着一袭淡雅，一份大气。
它的主人是李佩教授——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老师今年87岁，对于1978年建院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她是一位自始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位贯穿的建设者。在国内创办首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率先在国内英语教学中引进TOEFL题型，首先在国内掀起自费留学潮……6月13日，记者采访了李佩教授，对于研究生教育李佩教授怀着深厚的感情，在这个明媚的下午，李佩老师的声音穿透时光，渐渐走来。
“我们的英语研究生班，是国内第一个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这曾经是我们比较稳定的英语教师来源。” 记者：自研究生院1978年建院以来，您就一直参与着研究生院的建设，特别是在英语教学方面，您能说说在我们建院之初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吗？
李佩：我是在76年唐山地震前几天回到北京的，回来后应科学院一些所的邀请，如生物物理所、电子所，帮助他们作一些英语教学工作。77年下半年，已经知道在筹备研究生院的成立，筹备中的研究生院是两块牌子，一个是中科院研究生院，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当时，研究生院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李侠找我，想让我负责英语教学方面的工作。我当时就注意了一下，那个时候很多科大的人都回到了北京，如文革中被派过去、但是户口在北京的。我就注意了一下科大回京愿意教英语的。那时在电子所我只有2个人，一个是文革中蒙冤数年住院刚刚出院的，好久没教了。另外一个则是根本没有接触过教学工作。我就带她们去电子所那儿边教学边直接指导她们，研究生院一成立，我就把他们2个都抽过来了。
因为当时研究生院整体师资不足，李侠就跑到北大要求他们支援，说新毕业的学生给我们一些当老师。北大说那就给你们25个人。像现在的副院长孙勤、组织部长沈永前等都属于这批北大来的。25人中有5个念外语的，其中有2个去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就剩了1个学德语的，1个学英语的，1个学法语的。在外语教研室刚成立时，我手下就只带了这3个兵。
记者：在当时这种很困难的情况下，您是怎么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把我们的外语教学工作开展起来的？ 李佩： 78年的英语课怎么开在来当时来说，真的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英语教研室只有三个人，我只好与李侠到处外聘外语水平好的老师，在外聘老师中有外校的还有退休回来的，但是他们最多只呆了2年。因此我就提议，自己培养外语教学人才，这样78年就招收了第一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当时我们的英语研究生班是国内的第一个。虽然第一届最后18个人中只留下了6个，但这一直是我们比较稳定的一个老师来源。当然，大多数的时候都要我自己披挂上阵。
当时还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请国外一些认识的教授，让他们派人来。我们和美国的一所大学订了一个交换的项目，每年交换一个人，他们那边派人来中国继续进修中文，同时也给我们的一些同学上课。第一届是在78到79年，后来连续5年都有这样的交换项目。此外，还有澳大利亚的，澳中友谊协会也推荐了一批人，这样外教的数量就保证了。我们充分利用外教的优势，提高我们自己老师的水平。当时，美方派来的教师，我们这边也同时给他们配备年轻的中方教师作助手，这些助手都出自我们英语研究生班。所以，我们后来出去的很多学生的英语基础都很好，发音都比较纯正。
“我们的情况是英语教师的人手严重不足，外教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记者：在当时的情况下请外教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并且象我们这样规模比较大的聘请，在当时全国来说也是非常少见的，您为什么一定要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外教？
李佩：当时，我们的情况是英语教师的人手严重不足，外教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我们的很多同学都是通过他们出去的，而且在国内，跟外教这样的外国人接触多了，出去后也能很快适应，和外国人好打交道。另一方面，从教学上来讲，这些外教也确实带进来了很多外国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由他们来讲一些英语方面的东西，比我们刚刚经过文革的一些同志来讲要好，发音、口语帮助就更大了。
当时他们这些老师和我们同学的关系都很好，他们那种活泼的教学方式也给我们很多启发。不过他们跟我一样大部分原来都不是搞教学的，我记得有一个男老师原来是学天文的，科学院当时问我这样的来了你要不要？我说当然要啊。后来他来了以后，就给我的英语研究生们开了一门普通物理。
还有Mary对我们的教学贡献很大，她给我们带来了往届的TOEFL测试试卷，并告诉我们学生可以参加美国举办的TOEFL测试，通过后，可以自费出国。后来，我们就在英语教学测试中引进了TOEFL测试题型。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在教学中引进了这种题型。TOEFL测试题型比我们原来的考试增加了听力、写作部分，而且不像我们原来的考试更注重语法，写作可能稍微死板一些，比如就给一段英文叫你接着填。引进了TOEFL测试题型后，我们在英语教学生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听力、写作部分。我认为这一点对学生来说是大有好处的，经过这样一系列课程的培养，学生在学习了一年多后，我们这一批学生后来到了美国，走进人家的课堂就能听懂。
“你做教师，跟学生没有共同语言不行，学生来源既然是多方面的，那么老师知道的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记者：既然您原来不是搞英语教学的，那您后来是怎么成为了一位很好的英语教学专家的呢？
李佩：当年我不是专门学英语的，但是后来好像我教得还可以，其实我就是一步步学出来的。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刚到科大教学，我去了之后，第一步我就跟着一个非常好的老的英语老师，我就跟着他学国际音标，这个是基础，如果你不会发音，那你怎么教学生呢？因为学生希望听到你的语音总是最标准的那个。
另外，我也学了很多科普知识，因为你教这门课，你跟学生没有共同语言不行啊，学生来源既然是多方面的，那么老师知道的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教学上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多年，所以我去上课，就不象过去那些老师那样教什么语法啊，翻译啊，我总是要学生先朗读。我们当时用的是许国璋的教材，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总是先带着他们读一读里面的韵味，培养语感，就好像我们读唐诗一样。如果只是看看那些字，是一种体会，但是如果朗读出来，那又是一种体会。学生后来都很欢迎这个，他们觉得这样就记住了。
“我曾经跟白春礼院长说，你要是想让我们的学生出去参加国际会议，你首先要让学生知道英语论文该怎么写，这个非常重要。” 记者：可能在教学中，您不仅要自己教，而且也要指导和帮助其他老师开展教学，不知道当时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李佩：我觉得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不仅是我教学生，而且我也可以从学生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非常欢迎学生提问题，他们提问题，如果我回答不上来，我就会想这个怎么我备课的时候没有想到呢？我就会下来查一查，下次再回答。
对于我们的年轻老师们，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聚在一起集体备课。因为集体备课的好处就是你想到的我没想到，我想到的你没想到，还有就是哪些重点是我们都需要关注的？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交流就非常好。
另外，我觉得，老师对某些东西不懂，也不要装懂，应该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不要盲目自大。我们原来编的教材不象现在还有答案什么的，我们当时是想我们既然是教书，我们就要有教书的本领，对书里的内容都能给予解释，所以什么都没有。当然这样有时候学生的问题就可能回答不了，我这时候就主张要道歉，然后回去查到了正确答案给学生。我觉得我的学生象郭传杰、马石庄这些都算后起之秀了，我也经常跟他们说你们做了领导，还是要谦虚谨慎。
我们在当时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模拟国际会议，这对学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非常有帮助。我们把所有的设备都给他们搁好了，完全就是按照国际会议的模式。学生作报告的时候，导师要参加，象周培源、华罗庚这些大科学家都来过。
有一次周培源先生的学生过来作报告，这个学生可能是宁波那边的人，口音非常重，周先生就说我发现这个报告作得不错，平常我用中文跟他讨论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今天用英文说我倒懂了。实际上，这个英语说好了，是因为我们给他们的训练好了，平常老给他们听，老给他们读，还有外教的培训，当时每周他们有16个学时的英语课。所以，我曾经跟白春礼院长说，你要是想让我们的学生出去参加国际会议，你首先要让学生知道英语论文该怎么写，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每个星期五，给全校的研究生作一个英文报告，这样我们全校学生一方面能练练英语，一方面也能对别的科目都有所涉猎。
“所有的学科到了高层之后，都是要上升到哲学这个层面的。英语只是一个工具，不能死守着英语这么一个角落。” 记者：作为一个英语教学方面的专家，您能给我们的同学一些英语方面的学习建议吗？
李佩：我觉得学英语最重要的是要把基础打好，要想真正学好外语，必须有一个扎实的基础。
我也建议知识面要广，象我们编写教材，也不只是单单为了教英语而放一些结构复杂的句子上去，我们所注重的还有学术思想和趣味性，还可能涉及到哲学。因为所有的学科到了高层之后，都是要上升到哲学这个层面的。英语只是一个工具，不能死守着英语这么一个角落。我也建议同学多读一些书，体会一些国外的风土人情。象我们在教学时也会介绍一些国外的生活习惯，结业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友谊宾馆的西餐厅请所有的人吃一顿正宗的西餐，让学生们自己亲身感触一下这种生活，学习如何使用刀叉，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我并不赞成每个人都要学英语。象我们那个时代，对于一些原先学俄语的同学，我就不赞成他们一定要改成英语，因为俄语也是一门非常有用的语言。
我原来有一个学生，来了我一看，真是听力、写作什么都不行。于是我就问他，你以前外语是学英语的？他说不是，以前第一外语是学俄语的，导师说现在国际上的交流就是通用英语，所以去年给了一年时间自修英语才到我们这来。
我说这怎么能行，这不是差得太远了吗？既然这个学生是念俄语的，那这个导师为什么不让这个学生再进修进修俄语，英语就让他念一个第二外语得了。后来他答辩的时候，他导师也来了，觉得他英语说得还挺流利。我就说其实他英语不好，之所以他现在这样，是我们一起花了多少时间写报告，写好了我给他改好了，再让他在我的面前一个词一个词地读，纠正他的发音，把结构理好了，就这样给他改了好几次。我跟这位导师说，你犯了很大一个错误，原来学俄语的让他来学英语，其实你应该让他进俄语进修班。就这个事，我还给路甬祥院长写了一封信，说要跟各个所的学生导师谈一谈，不一定非得要学生都念英语，不然以后我们跟法国、俄罗斯还有其他小语种国家没有人交流啊，并且用人家的本国语去和别人交谈，这种感情也不一样。
做人诚信非常重要。博士生英语考试的时候，我不是总在课堂里转来转去监考，我就在黑板上写一个“honest”，然后就出去干别的事情了，只是偶尔会教室看看学生有什么问题。我在担任外语教研室负责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象张新祥，在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员。他原来是念社会学的，在美国那儿拿了一个硕士学位，那个教授还想叫他拿一个博士学位。我说不行。你已经出国两年了，你得回来工作一段时间再走。我就去问那位教授，说想让他回来工作积累一点工作的经验，如果他两年以后回来，能否再给他助学金，那个教授说可以。于是他就回到研究生院的工作了。还有一个蒋志新，他是通过美中文化协会到芝加哥大学的。他也是类似情况，在念了一个硕士学位，导师想让他念博士学位。我也是先让他回国工作。我是希望我们培养人才这么多年，希望他们能为国家多做点事。后来他们两个回来在我这儿教书，2年还没有到，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去继续读博士了。我要对我教研室的年轻人讲信誉，说好了回来工作两年就是两年，决不失信，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本文由研究生记者团魏沛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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