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勇:注重质量、严格要求,努力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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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建于 2006-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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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雁栖湖园区,在青年教师培训班做一个发言。对刚才大家提及到的问题、还有我猜想到的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从对教学、科研和个人定位的认识以及未来研究生院的发展,做一些解读和解答,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首先,要对教学工作树立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作为教师的根本出发点。从上级的要求来讲,院党组对研究生院的定位是“两个中心”,一个是教学中心、一个是管理中心。教学中心,意味着研究生院承担着全院研究生培养的集中教学工作,并对现有分散的教学工作进行管理、示范和指导。目前,已有84个研究所的硕士生在北京集中教学;北京地区博士生的外语和政治课程也由我们直接承担,每年大约占全院博士生的40%。从规模上讲,应该说北京集中教学园区已经形成了教学的主体地位。另外,作为管理中心的职能,是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法理地位的依托和基础,它是具有唯一性的,必须理顺管理关系,否则多头的管理是不能称之为管理中心的。

    路甬祥院长最早提出研究生院“两个中心”的职能定位,并在2002年进一步明确要求,“委托研究生院管理全院的研究生教育”。路院长希望研究生院的管理机构,要把全院的研究生教育全面地管理起来,尤其是要把培养质量抓起来。我们自己也以为,通常习惯上所指的研究生院,是指狭义的研究生院管理机关、以及北京集中教学园区。而广义的研究生院,应该是涵盖科学院今天涉及到研究生教育的100多家培养单位,他们都是研究生院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研究生院应该是各研究所共有、共治、共享的研究生院。另外还有一种比喻,研究生院是一个“无限责任股份公司”:无限责任,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办学就要承担学生管理的无限责任;股份公司,各培养单位既是组成部分,又是股东老板;我们在研究生院从事管理、教学工作的同志,只不过是股东们聘用的各层面经理,是雇员而不是老板。我们,包括研究生院的领导班子,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研究生院的雇员经理身份,千万不能以研究生院的老板自居。一句话,研究生院是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是100家研究所共同的研究生院。

    今天,在我们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我想不必再多谈研究生院的定位、属性、管理、运行等问题,而是着重谈谈教学问题。必须强调,从研究生院建设发展的意义上讲,教学工作十分重要;就当前面临的客观情况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如何强调和重视教学工作,都不为过。

    先从我个人有关教学的工作定位说起。我可以列举研究生院近年来的两个关节点,说明我个人对教学工作的态度和重视。第一个关节点是在2001年5月21日研究生院更名成立的典礼之后,第二天上午,我就约彭家贵老师商讨研究生院集中教学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第五天就发文件成立组建教学委员会。第二个关节点是,我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兼任着教学委员会主任。记得四年前,听到有同学反映,说他“自上学以来,从来就没有听过研究生院这么烂的课”,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再举个例子,目前院里正在进行的教育战略研讨中,各种意见都要发表,各类群体都有代表人物参与,大家多次提出来要注重中科院的教学,要拿得出几门课在全国能够比一比。话说得非常婉转,但意思十分明确,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这些,归根到底说明了一个问题,研究生院要存在和发展,必须把教学工作做好。不仅要把教学工作抓得比过去更好,还必须比现在更下功夫、更加出色,才能掌握真正的主动性,才有可能完成科学院交给我们的光荣职责和使命,才有可能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更多支持、各研究所的更多认同,也才有可能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

    教学工作要比现在做得更好、更出色,是有具体指标的。具体讲,应该做到相当多的课程和教师在全国的研究生教学中是一流的,就像在80年代李佩同志领导的外语系。那时,全国研究生的外语教学,公认科学院做得最好,也就是当时玉泉路园区的研究生院做得最好。同时,李佩老师也被誉为是“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所以说,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是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其中教学工作的重视、教学的重塑辉煌,不可或缺。

    教学工作的根本,就是质量问题。这几年我们抓了一些工作,定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来看,决不能自满。比如,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问题,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但要真正组织好、管理好,又还不具备很充分的条件。这是因为我们专任教师的队伍还不够强,难于弥补;再有,来自研究所的任课教师在本单位是按科研进行考核的,他们有繁重的科研任务,开国际会议和出差是经常之事,这些事情不做好,在研究所就会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我们专任教师队伍足够强的话,我们就能够及时弥补这方面的临时变更和需求;政策机制完善的话,我们对临时缺课也应该有一套成熟的管理办法。

    另外,在教学实践中,专任教师教学内容的思路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能不能把大多数基础课程,都尽量由专任教师来承担。而来自研究所的任课教师,要发挥他们的专长,讲科研实践中最前沿的东西。一门前沿课程也可以选择3—5个老师来讲,只讲与自己科研领域相关的、擅长的新内容,这样的话,学时数的安排可以灵活掌握。一学期近18周的时间全都栓在这里,对专任教师理所当然,但对于研究所的任课老师就不一样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尝试,专业课程可吸纳更多的科研一线的同志来讲,学生也欢迎。教学过程中,同学对课程的意见不会只针对来自研究所的教师个体提出质疑,而会说研究生院开的课如何如何。教学工作没做好,无论什么原因,我们都是要背黑锅的、挨骂的。既然我们要背黑锅,就说明我们有责任,既然有责任就有相应的组织管理权力,有这个权力为什么不主动及时地做一些合理的调整和改进呢?为什么不对任课教师提出更明确、更合理、更实事求是的安排和要求呢?

    我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时,会经常与同学聊天,问他们是哪个学院的、哪一年级的、哪个专业的,紧接着会问哪门课最好、哪门课最差。随意地听听同学们的反映,往往能够得到很真实的情况。一门普遍反映好的课程,都有一个严谨、严格的共性。内容很重要,严格严谨的学风也很重要。正因为严格和严谨,学生才能学到东西,才能受益。作为一个教师,不仅要看学生当时的课程评价问卷结果,而且要辨证地看、历史地看、综合地看,自己要有自信心和肚量,要不怕评价、经得起评价。我校80年代初的头几届研究生校友,好些人向我说起,当年对李佩老师的苛求称得上是刻骨铭心,不满60分就是不及格,差一分、两分都绝不作任何通融,就得重修重考。而现在,他们最推崇最尊敬的老师,恰恰就是李佩先生,甚至有点顶礼膜拜。原因很简单,李佩老师的严格严谨,使大家有压力,学到了知识,在毕业后的社会实践中才深切感到了受益,才从心底里感激李佩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不是我的推断归纳,而是校友们的原话。

    我个人一直认为,在学风问题上,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总是抱怨学生这不认真、那不努力,没出息、不尽职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才这样做,我不赞同。一个学校的学风建设,教师掌握着主动权,教师要承担责任。课是你讲的、课程要求是你定的、作业是你布置的、课堂秩序是你维护的、考试题目是你出的、考卷是你判的,凭什么要由学生承担学风不良的责任。古人说,“教不严、师之惰”,言简意赅。

    另一方面,教学内容中面临的问题,也要积极重视和改进。比如,政治课程的改革要下些狠功夫,政治课的关键,在服务于培养出忠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有些说了几十年的套话,已经变得比较空洞了,可以少说或者甚至不说;要与时俱进,说一点更富时代感的新话,说一点朋友之间思想交流交往的实在话,大胆改革。政治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一样,在大原则下,多讲大实话,多用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成就来说话,这也是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说得清、道得明的优势。什么是大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大原则,在此之下各显神通,把政治课讲得活、讲得好、能解渴,讲得让年轻人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愿意为之奋斗和贡献。

    另外,外语教学可不可以争取恢复到80年代在国内的优势地位?这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更好地把外籍教师和本校教师结合起来,把程度高低的学生分类进行教学要求。还有,专业基础课方面可不可以再下一点功夫,争取在某几个学科有几门专业基础课、学科基础课能够形成优势,让其他高校也觉得有价值、有必要来选我们开的课。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现在的《细胞生物学》就已在全国打响,既然上海能做好,北京为什么不能?就算我们专任教师自己没水平讲好,我们也可以把组织工作做到位,科学院在北京的力量那么强,37个研究所数量已经不少,科研力量能达到全院的一半左右。总之,课程的改革首先要解放思想,要在教学思路、教学实践、教学内容、教学风气氛围等方面下功夫,最后落实在教学质量和效果上,不是为了让教师单纯地去完成所谓的教学考核工作量,而在于想办法发挥优势,提高质量,形成品牌。

    抓教学对研究生院来讲肯定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这还寄希望于年轻教师把老教师的好经验、好传统继承下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完善。在这里面,人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教师个人是不是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是不是发挥了自身的主动性,是其最终能否有所建树的根本因素。

    从今年年初开始,学校修订出台了教学、人事、科研、晋升的有关管理制度,有一种舆论认为研究生院不重视科研,是不是可以不要科研了,我想这个问题还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讲清楚。首先必须明确说明,无论对于学校还是教师个人来讲,研究生院是一定要搞科研的,问题在于如何推动及安排。在三年前制定的教师晋升考核最初的模式当中,彭家贵老师就有一个很好的基本观点,一直沿用到现在。那就是教学是我们日常性的工作量考核,科研是晋升的阶段性考核。研究生教学,难以想象有脱离了科研实践的教学;即便是经典课程,脱离了科研也是讲不出来的、讲不好的。作为学校来讲,教学有优秀、优良课程的评选,有奖励,但奖励额度很小;科研有院长基金,有人才引进启动基金,每年各有100万元的额度,主要是为新到学校任教、任职的青年教师能够尽快开展科研活动服务的,这可表明学校支持教师科研工作的态度。

    研究所是中科院科研的主战场,希望我们的教师队伍与研究所的科研队伍能够有机结合、有效合作,能在大的科研团队集体中占据一些位置,那怕是一点辅助位置,而不提倡另搞一摊;也希望每个学院的教师队伍,能力要高,素质要强,虽然专业方向上可能会比较分散,但整体上应该相当于一个小的研究所的科研战略力量;另外,从服务各学科研究生的教学出发,还希望在某些学科上进一步加强空白的弥补。一句话,研究生院肯定是需要科研的,学校一定会积极推进与研究所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支持教师们与相关研究所的科研合作。在与研究所的科研合作中,研究生院完全可以把成果统计、项目属性、论文计数、专利权属都让出来,有利于教师们与研究所的科研合作。

    未来的研究生院要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要从布局、规模、制度、队伍、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发展。2005年,全院年招收博士生5102名、硕士生6200多名,共11300名左右。在读全日制学生共31000多名,另外还有软件工程、MBA、项目管理等非全日制的硕士生2000多名,规模在国内早就高居第一位了。按科学院的要求,近年内大致维持这样的培养规模,这个数字即便出现调整或变动,可能也在五年之后了。从布局上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肯定不会全部集中在北京,京内、京外都有,服务和依靠于科学院各研究所办学肯定不会改变,“三统一、四结合”的方针肯定不会改变,集中教学阶段、科研实践论文阶段的“两段式”培养模式肯定不会改变。科学院不可能回到原来100多家培养单位独立办学的模式,整合起来,就是要提高质量、发挥规模效应、发挥综合优势,确立研究生教育的法理地位,形成品牌效应和社会效应。

    听说这次会议大家还很关心新园区的建设。经过了一年半艰巨的努力,雁栖湖园区在国家发改委的立项申请,终于审批下来了。这是整个建设工作环节当中最初始的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就是说,国家认可了这个项目。我们可能还要花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把相应的建设审批手续全部办齐。当然,还包括设计、布局和土地资源确定。土地资源非常宝贵,它是一次性的,宽余一点总比窄小点好。目前,我们想把有可能作为我们校园的、相邻的650亩土地,尽可能地全部争取过来。按照北京的发展趋势,不排除今后科学院新建的和已有的研究所,与我们一起合作建设新园区。

    关于交通问题,很多同志觉得新园区太远。我记得七七年考上大学,七八年2月份到清华报到后,走出清华校园就是麦地和菜地;进城往南走,到北太平庄,也就是个孤零零的小镇子;北太平庄再往南,当时是叫小西天,还到处是坟头;再往南到豁口,也就是现在的北二环,才算到了城边。那时候,从清华园进城到豁口要1小时,到市中心要将近2个小时。现在,我们从玉泉路到这里(雁栖湖)也就1小时多一点。如果京承高速修通了以后,加上从怀柔城南接过来11.8公里的高速路,从中关村走四环到这里估计也就是40多分钟的时间。远近,不仅仅指距离,现代社会更注重完成距离的时间耗费。这样来说,比当年从北大、清华到市中心用的时间还少些,也就是还“近”了些。

    刚才讲了规模、布局,顺便讲了交通运行等。当然,还应该说说文化建设。未来的研究生院文化,我想还是一句话,营造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校园文化氛围,要有团结互助、文明友爱、进取创新的氛围。其实,路甬祥院长题写的校训,“博学笃志、格物明德”,就是我们文化建设的追求。

    今天,在大家的意见中,有人认为教学任务量的负担太重。这个观点,我个人不太赞同。教员工作量考核的指标起点,是每年120课内学时。在实际考核中,教务处目前掌握得也还比较灵活,教学工作量如果差10学时左右的,也没跟大家计较。也就是说一年365天,相当于3个自然天1个课时的基本教学工作量。怎么会说教学负担太重,没时间做科研呢!无论作为个人来讲,还是作为学校来讲,都提倡要爬坡。上山,的确总是比下山费劲的,但上去以后你会觉得风景这边独好。如果想成为全国最好的,按路院长提出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标准、成为在亚洲最好的研究生院,整个学校就要爬坡、不断地爬坡;个人也一样,在学校取得了一个固定的教师席位之后,开始的几年一定是费劲的,因为你要进步、要晋升,要晋升副教授、教授、博导,要努力成为学科的专家、权威,不费劲爬坡行吗。你不爬坡,别人在爬坡;你原地踏步,就会成为相对落后。人的一生,尤其在年轻的时候,有点压力、有点危机感,养成争先恐后的进步意识,本身是件好事。“成于忧患、败于安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做出过许多精辟的人生哲理归纳。

    想起一个老电影里的台词:“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好像是《列宁在1918》,我们这一辈人很熟习。如果把这话作为道理来讲,可就没说全。美好的日子是会有的,但却是在共同努力的前提下才可能会有,是等不来的。尽管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回顾过去的五年,比较之下我个人是有信心的,历经研究生院五年发展变化的同志也应该是有信心的。相信未来的五年,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和进步,如果我们都在这支队伍当中,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那么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相信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购房贷款的首付也会有的。

    由于没有太多准备,以上讲的条理不够清晰,表达也不严谨。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谢谢各位!

    (本文是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同志2005年11月6日在青年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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