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随着各地两会陆续召开，全国31个省市陆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新一年GDP增长目标。东部和中西部分化明显，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西部地区GDP增速普遍定在12％~13％。其中，贵州省要求GDP增速达14％，重庆市预期GDP增幅达13.5％，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GDP增速目标达13％。而东部相对发达地区，淡化单纯的GDP增长目标的用意已经非常明显。广东省将2012年的GDP增长目标调降为8.5％，北京市和上海市对GDP增速的预期仅为8％左右，浙江省提出的GDP增速目标也没有超过8.5％。为什么西部GDP增长目标远高于东部？西部有哪些发展优势？
石敏俊: “西高东低”的趋势自2008年日渐明显，有学者称之为“反梯度隆起”，即中西部经济一改“经济发达地区辐射并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梯度发展模式”，率先于东部和全国发展。2008年出现这种情况是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008年汶川地震，国家投入大笔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仅四川就投入了1万亿元，投资直接拉动了GDP的增长。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投资4万亿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多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大，中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较小。这些因素综合作用造成了中西部发展速度首次高于东部的情况。
近几年来，“西高东低”现象愈渐明显，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转移，大约从2005年开始，2008－2009年逐渐显现。之所以此时出现产业转移，是由于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均衡关系产生了变化。生产成本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而发生的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投入。贸易成本是指产品从生产地销往目标市场的各种费用，包括运输成本、税率等。
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随着经济发展，沿海地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可开发的土地资源不断减少。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生产成本的差距越来越大，受到低成本驱使，一些企业迁往中西部地区。例如，富士康科技集团已将主要生产地转往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河南省和重庆市。
从贸易成本角度考虑。随着中西部地区市场扩大，很多市场导向型企业随之迁移，抢占中西部市场。例如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已将微型车的生产线迁往河南，以价格优势吸引富裕起来的中原农民。
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转移可直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以东风日产汽车为例，随着其生产线不断迁移到郑州，郑州汽车配套产业，如零部件、座垫等迅速发展。
由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中部地区最为明显。这些地区包括河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的一部分等。其中，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虽属于西部地区，但具有中部地区的特点。
增加投资也是西部地区提高GDP增速的重要原因。在甘肃天水、黔中地区、滇中地区，新疆天山北坡、西藏等地，其制造业在全国的份额不断减少。远离经济中心，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均衡关系并不理想，制约着发展。虽然这些地区GDP增速喜人，但主要靠投资带动。如果没有形成自我循环能力，依靠投资增加带来的GDP增长难以持久，不能仅从GDP增速判断经济发展形势。
此外，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基数较小，即使GDP增量不大，也容易看起来增速较快。
记者:东部降低发展速度是基于哪些考虑？东部发展面临哪些发展瓶颈？
石敏俊:东部地区降低发展速度，不代表其不发展。东部地区产业基础稳固、交通便利、邻近市场、人力资源丰富且素质较高、科技力量雄厚，依然具有发展的优势。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总量的基数较大，因此GDP增长率看起来并不突出。
更为重要的是，东部地区确实碰到了发展的“天花板”，即资源环境约束增大，发展空间减少。东部地区不得不减低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发展。
“腾笼换鸟”的现象始于2005年，最早出现于浙江省和上海市，随后出现于广东省。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到了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必然结果。由于用地指标、排放空间等资源环境的约束，东部地区不得不调整产业结构，选择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等产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之间也有差异。山东省西部、辽宁省、江苏省北部等地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依然相对较低，发展速度依然相对较快。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这是近8年来经济增速目标首次低于8％。这一目标体现出中央哪些方向性转变？
石敏俊:今年经济增速目标首次定为7.5％，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政治导向，表明中央调结构、转方式，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事实上，考虑到我国资源环境约束，长期的高速发展将难以为继，以后的GDP增速会更低。
记者:您觉得GDP增速可能降低到多少？
石敏俊:我认为，GDP增速保持在6％左右就足够了。有些经济学家较为乐观，他们认为，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支持中国发展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欲望强烈，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效果明显，GDP增速保持在10％左右，或者8％的状况还可以维持10年。但如果将资源环境约束考虑进来算一笔账，就能发现高速发展并不太现实。
以能源为例。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保障。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09年能源消耗总量为30.66亿吨标准煤，2010年能源消耗总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十二五”末，我国能源需求量预计达到41亿吨标准煤。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量必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如何满足这50亿吨标准煤的能源需要？粗略估算，如果按15％来自于核电、水电、风能等非化石能源计算，现在可开发的水电已基本开发，水电的贡献将在4亿吨标煤左右。
剩下85％要靠化石燃料提供。至2020年，石油的消费量将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0％~12％。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约4.2亿吨，折合标煤约6亿吨，其中55％靠进口，我国石油开采能力有限，石油进口比重会越来越大。天然气将提供1亿吨左右标准煤。剩下的约36亿吨标准煤的能源需求要靠煤炭来满足。2010年我国煤炭产量已超过32亿吨。为了保证今后的能源供应，我国不得不继续加强煤炭开采，扩大煤炭产能，以保证能源供应。
即使考虑到技术进步和能效提高，将202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要保持现在的GDP增速形势依然严峻。各地区虽然发展冲动强烈，但能源供应跟不上需求。这几年，拉闸限电的无奈之举时有发生，未来，我国或将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因此，我们在做政策模拟时，“十二五”前期GDP的增速按7％~7.5％，后期则按6％~6.5％来进行模拟。
同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瓶颈也日渐凸显。以碳排放为例，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承诺2020年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对碳排放实行总量控制，也是各地发展的硬约束。未来区域的发展竞争已经从市场竞争转变为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竞争。
此外，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也将发生变化。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其他国家也会对我国的出口加以限制，我国投资加出口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目前我国的发展速度已达到上限，从长远看，未来的发展速度势必会减慢。
记者:在发展速度减慢的情况下，如何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石敏俊:要突破资源环境瓶颈，最重要的还是靠知识创新、技术进步。据我们测算，要实现2020年将我国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70％要靠技术进步才能实现。
目前，我国出口的纺织品、汽车等产品多以价廉取胜，电子产品里山寨品泛滥，缺乏对高新科技的消化和吸收。随着高资源成本时代的到来，没有核心技术将难以立足。
韩国经历了从仿冒到自主品牌不断壮大的过程，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借鉴韩国的创新激励和引导机制，不断提高我国科技的引进消化和自主创新能力。
记者:西部地区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石敏俊: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靠发展来解决。西部需要发展，但不能过分追求发展速度。以贵州为例，贵州以水电、磷化工、铝、煤和农产品等产业为主。但大宗的全国性优势的资源开发，当地百姓很难得到实惠。如果百姓收入较低的情况长期不能改观，难以拉动当地消费。由于贵州省产品竞争力有限，很难进入东部沿海市场。贵州省并未形成自我循环能力，只能靠投资、开发资源带来的GDP的高增长率，这是难以持续的。
贵州省应苦练内功。一方面，可以积极利用四川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周边省区的产品市场搞差异化发展。同时，开发当地生物资源，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当地市场，不断增强自我循环能力。这需要贵州长期积淀和努力。
记者:为了协调平衡东西部发展，西部的经济发展速度需要比东“高”，但又必须“高”得健康。西部普遍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缺乏等问题，如何才能尽量避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
石敏俊: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的确是个难题。这需要国家在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上不断完善。管理上，环保门槛决不能降低，政府要有所作为，科学管理，严格管理，将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到位。制度上，针对西部地区水资源缺乏等状况，可建立水权制度，水权交易制度等。此外，西部地区位于大江大河的上游和上风向，保持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将惠及全国，这些地区为环境保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需要下游受益地区给予补偿。虽然我国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远远不够。目前，生态补偿内容弹性太小。例如，通过作物改变而起到生态效益的做法并未列入补偿范围。草原地区游牧改成舍饲，减少牲畜对草场的破坏，也并未列入生态补偿范围。此外，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办法尚未经过科学测算。监督机制上，要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提高百姓的环境意识，充分调动百姓监督企业、参与环保的积极性。虽然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力量相对薄弱，发展愿望强烈，但随着人们环境意识不断增强，科技不断进步，相信西部地区不会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