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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网讯 记者魏沛】12月3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六单元主题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就“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中国应当避免重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现由粗放型的早期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的现代增长模式转变。

    这位因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的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后提出了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主张。

    工业化道路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增长模式

    吴敬琏首先介绍了先行工业化国家大致所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增长模式，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现在可分为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信息时代经济增长。

    早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驱动因素是资本积累，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前苏联一直采用的就是这种增长模式。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效率提高，主要的驱动因素从资本积累转变为技术进步，而主导产业是工业、农业、服务业三个产业的融合。

    信息时代经济增长从1970年至今，它增长的主要内容是用信息通讯技术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驱动因素是信息化，而主导产业是信息通信产业，信息通信产业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业。

    我们想转变增长模式，但是没有转过来

    吴敬琏说，自建国以后，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国是按照早期经济增长这个模式走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很想转变这种增长模式，但是始终没有转过来”。

    他进一步阐释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大概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做了两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就是要消除旧型的工业化道路，纠正由此所造成的畸形的产业结构。“九五”计划中正式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转变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体制，一个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因此，我国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宏观方面的改革，比如财税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特别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改得不够，导致现在“十一五”计划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没有转过来。

    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吴敬琏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的原因是政府仍然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过大的配制权力；第二个原因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以数量增长的快慢作为衡量官员业绩的标准的，这导致了官员们优先发展能够表现政绩的产值大的产业；第三个是由于现有财政体制下，我们现在政府主要收入的一半是来自与产值大小联系在一起的增值税，所以为了使财政收入增加，各地政府也肯定会去追求那些产值大的产业；此外要素价格扭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扬短避长的做法

    吴敬琏认为，经济要搞的好，就是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我国的资源禀赋的基本态势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态势下，我们要扬长避短，就应该要尽量发挥我们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要避开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劣势。

    但是，由于工业化道路的调整是由各级政府来进行的，所以在上述四个原因的影响下，大多数地方，甚至绝大多数地方正在实现经济结构的重型化。“把经济结构优化解释为重型化，把新兴工业化道路解释为重化工业道路”，从“十五”计划以来全国各地都把重化工业作为主导产业，优先发展，“这是一个扬短避长的做法”。

    他举例说，我国2003年电解铝出口了铝锭125万吨，比2002年多出口50万吨，增加收入6.9亿美元，可是各种成本增加了6亿美元，所以从帐面上看是净赚了不到一亿美元，也就是8亿人民币。但实际上我国国民财富并未因此增加8亿人民币。因为从经济学上来说，算成本的时候要算机会成本，因为把电用在电解铝上了，别的可能盈利的部门就拿不到电赚不到钱了，这样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大概是一百亿元，并且还有其他的损失，所以可以肯定，“多出口了50万吨电解铝的结果是我们的国民财富损失了至少是100个亿人民币”。

    此外，重化工业化道路也容易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高度紧张，吴敬琏引用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一段话来说明当下严峻的形式：“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以伏，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

    在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上，我们其实能够实现这个转变

    对于有些人质疑在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上不能实现由重化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变，重化工业化道路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吴敬琏以对比的方式肯定了我们能够实现这个转变。

    他介绍说，先行工业化国家由重化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变大约是在马克思的晚年，19世纪后期，而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不会比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企业要差，所以是完全可以转变的。

    同时，吴敬琏还指出了应该重视的发展方向。他说实际上20世纪增长最快的是生产性服务业。这是由于现代经济总成本中是由改变物理化学性能的生产成本和处理交易的交易成本组成的。随着分工的深化，资源中用于支撑交易的部分越来越大，在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总成本里这两者的比例就是一半对一半了。而服务业是跟处理交易打交道的，所以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很好地降低交易成本，也就降低了总成本。台湾鸿基企业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了“微笑曲线”的说法，就形象说明了现代价值链的两端附加值高，有发展空间，而这两端都是生产性服务业。

    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吴敬琏认为象我国这样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可以运用一些有效的信息通信技术来提高效率，加快工业化进程，用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

    他解释说，信息产业之所以具有提高效率的作用，是因为它可以改造各个部门，降低各个部门的信息成本，也就是降低上面说的交易成本。我们受早期的增长模式影响，一讲起发展信息产业，讲的不是增强服务，而是讲的产值，所以我们信息产业的结构就发生了很大的扭曲。

    根据IDC国际数据公司的计算，美国的信息产业结构和其它发达国家的结构大致上是硬件占三分之一，软件和服务站三分之二，而“我们是倒过来的，硬件占了73%，软件加服务一共才占了27%”，所以我们要努力通过信息服务促使各个行业的效率提高。吴敬琏认为现在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是全世界第一，“中国人不能再只卖硬苦力了”。

    消除体制障碍，达成社会共识

    对于面临的现实困难，吴敬琏说其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方方面面都说到了，很全面，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执行，把它落到实处。但是落实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为什么呢？这里面牵扯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利和利益，革自己的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第一件事是全社会要达成共识”，对于政府管了一些不应该由政府管的“越位”举动，一定要坚决回来。而对于政府应该管却没有管或是还不到位的情况，一定要去管，而且要管好。

    然后“对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有党性”。所谓的党性就是要有先进性，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要因为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妨碍了整个体制的改善，妨碍了中央所要求的增长方式的转变。

    吴敬琏最后希望各级领导对于现在的情况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大贯彻中央决定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