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网

    黄明宝，1946年4月生，江苏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11月在瑞典Uppsala大学获量子化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国际分子量子科学会主席)。回国后又数次受邀出国科研合作；任国际量子化学杂志(Int. J. Quantum Chem.)中国编委5年，国际杂志(包括JACS,JPC.A)论文审稿人。 主讲“量子化学”和“现代量子化学”。主要从事小分子自由基和小分子离子的性质、化学反应和电子激发态研究。发表论文约120篇，其中八十多篇论文发表于国际SCI学术期刊。现任研究生院党委委员，研究生院教学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本部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在采访黄老师之前，我们一直感到有点担心，因为他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对他所知甚少。但采访后，黄老师那朴实的人生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已年近花甲、工作又很繁忙，但他爽朗的笑声和矍铄的神态却让我们感觉他依然年轻。黄老师丰富的人生经历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从本文受益。

    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转变主要是在瑞典这几年，我现在的科研工作风格就是受我导师的影响。我曾经在北大荒的山里砍过树，种过地，也曾经两次参加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诺贝尔颁奖仪式。我觉得很满足。

    记者：黄老师，我们了解到您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有很丰富的阅历，我们对这些很感兴趣，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述一下吗？

    黄明宝：当然可以。我是1963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那时我17岁。当时中科大不在合肥，就在现在的玉泉路研究生院里。我当时读的是化学物理系，现在的科大还有这个系，主要是学数学物理，化学相对较少。那时候大学是五年制，但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实际上只读了三年大学，后二年基本是搞文化大革命了。到1968年毕业时，大学生分配基本上是三个面向，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克东县，是在哈尔滨正北六百里的地方，也就是 “北大荒”了。到那儿后，被分配到县城下面的一些农场林场干活，砍过树，种过地，还跟民工一起修过桥，干过很多体力劳动。之后又被分配到离县城三十多里的公社去教书，后来又到县城教书。就这样，在黑龙江克东县呆了十年。但我不是知青，我是大学毕业分配去的。当时我们班28个人，有四个分配到了黑龙江，其他人分配情况也不是很好。当时确实非常艰苦，不仅是劳动辛苦的问题，还有自然条件不好。气候非常冷，冬天经常达到零下四十度。我们南方人过去，真是有点受不了。后来我结婚了，是在去黑龙江五年后结的，也是为了让生活容易些。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78年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我决定考研究生，选了中国科技大学量子化学专业。我看了一下当时的考试科目，有大学化学、大学物理、大学数学还有英语、政治。我觉得这三门专业课我都行，虽然对量子化学不太了解，但还是去考了。那一年招两个人，但由于有十年没有招生，所以有近一百人报名参加考试。后来扩招，招了四个人。其实在初试时，就有20多人中途退场了，那些人一看考题就吓走了。其实我也把知识忘得差不多了，但我在大学的基础比较好，也认真复习了，很高兴考上了。那时要从78年的第一届研究生里面选一部分人直接送到国外去，所以我们四个人当中要有一个人去参加国家的英语考试，后来选的是我。我10月份就到中科大报到了，那时是出国预备生。在1979年9月份，国家派我到瑞典的Uppsala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为那里没有硕士，所以直接去攻读博士学位。

　　记者：能谈谈您在 Uppsala大学的见闻和感受吗？

　　黄明宝：Uppsala大学是瑞典的综合性大学，是北欧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有500年的历史，有很多的教授是诺贝尔奖的评委。我去的是量子化学系。当时量子化学系的主任是鲁丁教授，他当时是世界分子量子科学会的主席，很有名气，对中国也特别友好，不过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瑞典，量子化学属于物理。我在那儿攻读博士学位时，已经有30多岁了，但在来自各国的同学中还不算大。那些同学都是大学毕业后已经在本国的研究所或大学工作了五六年的，而我只有大学三年级的知识水平。不过得益于中科大的课程比较深比较广，所以我的基础打的很牢，足够我使用。当时Uppsala大学量子化学系的博士学位标准是60加5，就是你必须修60个学分(大约要通过十门数理课程的考试)，还要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五篇论文；没有年头限制。我现在对我的博士生也是这样要求的，不一定要先通过学分，但要求他们必须在国际杂志上发表四篇论文，比我当时少了一篇。我大约用了一年零两个月，顺利通过了所有十门课程考试。虽然当时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但我觉得这个奋斗过程是很值得的。到1983年11月，我就已经达到了要求，通过了博士答辩，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六篇论文。1984年1月，我回到祖国。

　　记者：回国后呢？

    回国后，我本来是要当兵的，因为解放军总参某部需要搞理论化学的人。但由于我爱人在我回国前一个月调到了科大，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我到了科大工作。我在科大工作了11年，这期间我又多次去过瑞典和德国，搞合作研究。1994年底，我调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研究生院(2000年改名为现在的研究生院)。干了三年副主任，六年正主任，现在是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我见证了在中科院领导下的研究生院的飞速发展。我刚来时，还不足一千学生，现在已经好几千，并且还在不断增长。来到研究生院后工作就较忙了，在当主任期间，基本上每个学期都讲课，还要带学生搞科研，做基金委的一些项目。我的学生不多，但都很刻苦。二十二年来，我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其中八十多篇是在国际杂志上。我们的科研工作得到了肯定。我当过一届国际量子化学杂志的中国编委(1996－2000年)。当时编委中还有我国两位我所尊敬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院士)。

    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转变是在瑞典这几年。瑞典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很特别，我也很喜欢这个国家。我原本以为我一辈子就在黑龙江了，没想到能出来。在瑞典，我得到了导师的悉心培养与关照，我现在的科研工作的思路和风格完全是受我导师的影响。在我的博士论文上，我第一个写的就是“献给中国的农民”，第二是“献给中瑞友谊”。我的导师培养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帮助中国。他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够学成回国，对中国有所贡献。我曾经在北大荒砍过树，种过地，修过桥，也(因为我导师的关系)曾两次参加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诺贝尔颁奖仪式。我觉得很满足。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我们的政治色彩比较浓。跟一般的教授比较，我们的政治意识比较强。我们对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都怀有强烈的感情。

    我很愿意谈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经历了十年艰苦岁月，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影响，也多少耽误了点我的人生，但是它也丰富了我的经历。我曾经多次回到黑龙江省克东县，我修的桥还在那儿，我发现我在农村中学当老师时的学生，有好多在县城当了领导。我觉得我在北大荒的十年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为当地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我那十年时光没有白费。

    记者：当您面临选择时，您是如何去权衡取舍的呢？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对于已经工作了十年的您，是怎么决定考研的呢？还有当您知道有出国名额时，您又是如何想的呢？

    黄明宝：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与我个性有关。我从小就比较有志向，能使我进取的机会，我肯定会设法抓住。十年的“北大荒”生活虽然磨掉了我一些斗志，但却没有改变我的本性。当我看到考研的课目后，就很自信地参加了考试。考上之后，我虽然对未来也并不确定，但我还是很踏实地做好面前的每一件事情。我很愿意谈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经历了十年艰苦岁月，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影响，也多少耽误了点我的人生，但是它也丰富了我的经历。我曾经多次回到黑龙江省克东县，我修的桥还在那儿，我发现我在农村中学当老师时的学生，有好多在县城当了领导。我觉得我在北大荒的十年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为当地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我那十年时光没有白费。

    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要了解人民，接触人民，爱人民；爱人民才能更好的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现在的研究生浮躁心理很普遍，急功近利，也包括一些年轻科学工作者。我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工作。

    记者：作为21世纪的知识青年，我们想知道您求学时那个年代的研究生与现在的研究生有什么不同，你对我们有哪些建议呢？

    黄明宝：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可以说是集聚了十年的人才。但他们当时的基础跟现在不好比，好多人大学没有学完，即使学完了，也已经放下十年了。我们那一代人比较朴实，我们受了党的正统的教育，思想深处不会有动摇。应该说，当时导师的水平也不高，毕竟十年没有搞科研。现在年轻人要出国，我觉得没有错，学成后回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当时出国都是公派的，使馆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组织我们政治学习，每月发给我们生活费。使馆人员对我们很关心。我每次领到生活费，我就想这相当于国内多少农民的劳动。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要了解人民，接触人民，爱人民；爱人民才能更好的爱我们的国家。对所有的同学，我们要求他们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是共产党员的同学，我们要求他们要有理想和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念。 还有，我觉得现在的研究生浮躁心理很普遍，急功近利，也包括一些年轻科学工作者。我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工作。

    记者：有很多同学对第一年的研究生学习感到有些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黄明宝：我觉得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打好坚实的基础。比如说，量子化学课，这是非常基础的，作为未来化学家的你们肯定会用得到。如果用时再自学，就非常困难了。我觉得选课很重要，我觉得应该多选一些将来自学很困难的课。

    记者：黄老师，您现在也担任我们《量子化学》课的教学工作，同学们普遍反映这门课很难，理论性很强，您能介绍一下这门课的情况吗？

    黄明宝：本学期的量子化学课是学科基础课，讲的是量子化学基础，即使在你将来的科研工作中不搞量子化学计算，也会用到量子化学中的基本概念。下学期还有一门现代量子化学课，是学科专业课，讲的是现在正在科研中应用的量子化学计算方法。当然最好这两门课都选。我在八五年的时候，在科大给研究生讲现代量子化学课，是一本美国研究生的教材。九五年开始，我在研究生院开设现代量子化学课，我想到2000年这门课应作为学科基础课。结果发现即使现在讲量子化学，同学们依然感到很有困难，尤其是没有学过结构化学的同学。我感到可能大学本科教学水平在下降。同学们都很用心听讲，在课堂上，我要是突然停下讲话，那真是鸦雀无声。听课的人数比选课的人数多。

    做科研与做习题是不一样的。因为习题已被做过，老师知道答案。做科研会随时出现困难，你必须解决各步出现的困难，才能成功。即使解决不了某步出现的困难要绕开，也最好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问题。

    记者：黄老师，您觉着国外与国内的导师在教导学生方面有什么不同？

    黄明宝： 国外的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并不多，而国内不一样，比如说，我的研究生可以随时过来问我问题，我也会去问他们的情况。在国外，你却要跟导师约时间才能见面。当然国外的研究条件要好一些，不过对我们搞量子化学的来说，差不多。还有就是国外导师的选题一定是前沿的，导师很少查文献，但不同的课题组之间随时都在交流。导师的选题都是前沿的，不管学生能不能做得出来。做科研与做习题是不一样的。因为习题已被做过，老师知道答案。做科研会随时出现困难，你必须解决各步出现的困难，才能成功。即使解决不了某步出现的困难要绕开，也最好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问题。

    记者：黄老师，您现在要教学，要做科研，还要做行政工作，那么您平时是如何安排时间呢？

    黄明宝：我一般会在前一天晚上想好今天要做的事情，我现在工作也不是特别忙，时间安排好就完全够用了。我觉得当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同学一定要安排好时间，不希望某个同学因为工作而太累。我觉得我的生活很有规律。

    记者：做为一个老师，您对学生的那些方面比较在意呢？

    黄明宝：现在多数的年轻人对理论性的东西不感兴趣。报考我的研究生，好多都是与我有过联系的，我知道他们对理论感兴趣。我挑选的学生，首先人品要好。我们的课题组是很团结的，所有发现的新的技术都是属于我们课题组的知识财产，大家要共享。第二，要刻苦，工作一定要非常细心，结果一定要可靠。

    记者：您走过了这么多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的感悟？

    黄明宝：我是一个很平淡的人，我只想着天天好好干，工作要踏实认真，要积极向上。

    (本文由化学学院研究生王连亮、王云、马林、刘刚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