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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网讯 贾宝余、魏沛】6月28日，研究生院老领导座谈会在玉泉路园区第三会议室召开，吴塘、屈忠、王玉民、颜基义、冯克勤等与会。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勇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副院长隋红建主持会议，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管载麟介绍了校史馆筹建情况。

    邓勇介绍了研究生院自2000年更名成立以来在办学规模、队伍结构、园区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他表示，中科院研究生院近年来所取得的一切进展，都是历史在今天的延伸，是原有办学资源的最大发挥和有效利用，这也是老领导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带领全院师生员工奋斗的结果，因此，要特别感谢老领导们的付出。他希望，老领导们对学校目前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老领导们共同回顾了近三十年来中科院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程，并对正在筹建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校史馆”提出了周详的建议。

    创新性与包容性

    豁达，睿智，干练……这些词用在颜基义身上不知是否合适，但座谈会期间的他，善于言谈、思辨。他将准备好的六个故事一一呈现给大家，来展现20世纪80年代极富创新性、包容性的研究生院。

    故事一：棉袄上的抽象画

    大家在冬天的时候棉袄上留下痕迹，就象是抽象派的画作，为什么呢？我们那个食堂只有60平方米，大家都挤在这个小食堂吃饭，都是大碗吃饭，所以不可能不碰，衣服上都沾了粥，所以大家都说吃饭就如同画抽象画。

    故事二：一张乒乓桌的运动

    我们当时没有场地，就在林学院西边设置了一张乒乓桌，但发挥了大用场，那时候很多第一届的研究生打得都很好。所以不在于条件多么差，一张乒乓桌就能把这个学校的运动气氛搞得很浓。

    故事三：“谁提问，我就给谁扔糖”

    我们当时请了很多国外学者过来，他们上完课以后很困惑，因为美国的学生立刻就会提问，很踊跃，而中国的学生都不提问。后来他们有一个教授就在课堂上说：“你们谁提问，我就给谁扔糖，”把美国课堂教与问的气氛带过来了，后来这个课堂的教学气氛就慢慢改变了。

    故事四：在煤烟中练外语

    我们的外语，也是开了先河，有一个华籍教授，要给他住友谊宾馆，他说他要住到学校里面来，学校里面哪里有地方给他住啊，他后来就说吃饭要跟我们一起吃，就跟我们一起挤大食堂。在那种条件下，我们第一批学生学外语的气氛很浓，在一间办公室里，盛炉子冒黑烟，大家读英语。我们融入外界文化，吸收外界文化，我们开启了第一批自费留学潮，当时来讲都是天方夜谈，当时这种文化的兼容性才能带来这么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是在煤烟中练外语促成了这种气氛。

    故事五：“父子兵”

    前几届研究生，岁数大的和岁数小的同学在同一个班，有一种说法是差不多可以当成父子兵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散步啊，开玩笑啊，感情都非常好。

    故事六：80年代的“西南联大精神”

    请了李政道来讲课之后，来的人太多，很多人都席地坐，北大、清华都有人过来听课。李政道说，这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精神，他的意思就是说，西南联大出了很多大师，你们现在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是并不意味着将来出不了大师。

    教育改革急先锋

    座谈会期间，不仅有这些校园趣事的回忆，也有对中科院教育发展历程的理性归纳。而这些归纳，往往让人们陷入沉思。

    “中国科大和中科院研究生院，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急先锋。”中国科学院原副秘书长王玉民习惯于战略高度的概括。

    这位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战略管理专家，在1990年代前后曾任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他是此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亲历者。他说，中国科学院实际上一直站在中国教育改革的洪流前锋，“她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她体现了中央的战略。”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科学院于1977年9月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在北京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这份请示报告5天后即获批准。王玉民说，党中央1977年批准建立中国科大研究生院，这说明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就认识到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中央的一步棋”，体现了当时中央要以教育来推动改革，推动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战略。

    屈忠赞同王玉民的观点，他说，“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中科院确实起了表率作用。”

    科研与教育的有机结合是中科院人才培养的主要特色，这一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显示出其优势所在。“中科院在教育与科研的结合、教育人员和科研人员结合、论文研究和科研探索的结合方面，做出了创举，我认为，这几个‘结合’是将来人类走向高层教育、全民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王玉民说。

    “中国科大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建设与发展，也体现了科学院的这一批老科学家怎么样在中国办高等教育，他们都有非常多的思想。”王玉民说，有一次他和教育部、北大、清华一些老教育干部一起开会，他们说中国科技大学真是了不起，这是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学校，是真正培养科学家的学校。“这个话份量非常重，这涉及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

    “这代表了中国科学院教育思想的进步。解放之后，我们一直在学苏联。而在科学院，以严老为代表的这批科学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来自世界各个国家，这相当于集中了一批精英，紧跟世界前进的步伐，引领我国教育的潮流。” 吴塘——如今已是一个白发老人，他曾于1978年到1985年间担任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座谈期间，他对20世纪80年代中科院的教育改革，作如上评述。

    不拘一格降人才

    屈忠回忆说，77、78年中国停办了10年高等教育后，研究生院首任院长严济慈先生当时召集了一批人商量怎么招生，商量的结果还是要“不拘人格降人才”，“不拘一格”是心里有数的，那都是突破性地选人才。

    很多没有读过大学甚至高中的青年人，被招了进来，“我印象中当时有一个养猪的年轻人，成为78级破格录取的新生。”从今天来看，这批人经过严格的科研训练，不少人已有显著成就。

    严济慈先生1978年3月至1985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1985年07月至1988年12月任名誉院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潮流，学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这是20世纪80年代曾鼓舞过许多中科院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名言”，其实这也是严济慈先生1977年10月2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专题文章的标题。

    “这不仅仅是个漂亮文章，更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曾担任过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冯克勤教授说，这在当时的招生、培养目标、课程、师资等方面有集中体现。

    面对当年883名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专职教师很少、校舍严重紧缺、课程体系尚未建立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严济慈带领全院师生迈出了坚定的步伐。首先是确定了培养目标──“政治觉悟高，知识面广，专业训练好，进取心强，敢于攻难关、攀高峰、开拓新方向的新一代生力军”。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优良传统，聘请科学院各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担任兼课教师，使研究生们能很快接触到科学研究的前沿，并注意与社会科学的联系与结合。

    “严老多次强调就是要办一个没有教授的研究生院，那意思是要把各个科研所的科学家的资源利用起来。”屈忠说，当时，研究生院聘请了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李远哲、波特和桑格等世界级大师到校讲课和作学术报告，其中尤以李政道和杨振宁授课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请来授课的不仅是校外的，而且还是国外的，这个在当时整个国家都是首开先河之举。送学生出国，CUSPEA留学生项目，也是当时研究生院的创举。这体现了中央教育创新的思路。”

    到1984年9月严济慈改任名誉院长之前，研究生院已建成具有科学院特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即以二级学科为基准将课程加以规范，体现“重基础、重前沿”，定期对课程进行质量跟踪调查，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体系。这6年间，共有近3000名研究生从研究生院结业，进而转入京区有关研究所从事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研究生院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专职教师队伍和有关实验室，并开始招收本院直接培养的研究生。

    …… ……

    老领导们的回忆是无尽的，作为曾经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创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辉煌，并奠定了今天创新跨越的基础。今天，后来者需要从这些回忆中追寻逝去的辉煌，继承引领潮流的精神，开拓教育的新境界，为推动中科院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