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号研究生记者团王坤，惠瑶报道〕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主题报告会进入了第三天，今天的第一位主讲人是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记者在报告前就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对李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李先生主持了规模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据我们所知，夏商周断代问题的难度非常之大，连当年司马迁纵有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也不得不望而却步。这么多年以后再来研究这个问题难度肯定更大，请问当您接受这项工程时是怎样一种心态？
李学勤：大家都知道这个工程是宋健先生提出来的。在我们了解了这个工程的目的和任务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串联工作，经过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互相协商后，我们才确定了研究的构造和研究的途径，以及如何组织专家队伍等等。就我个人来讲，经过了解之后我也觉得这项工程的难度很大。其中我觉得难度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97年的时候关于这个工程我们向中央领导做了一个汇报，汇报完了之后中央领导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我既没有像领导要钱也没有要人。因为我认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讲，课题的经费还是够的，人力也还可以。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后各个课题出的成果拼不起来。主要因为各个课题来自不同学科，有自然科学的，也有人文的，还有很多过去我们没做过的东西，怎么能保证44个课题所出的成果能够拼得起来？最后经过我们的努力还是将这些成果拼起来了，虽然在我看来有些地方不无勉强。这些结果之所以能够拼起来，一方面是我们差不多200多个科学家集体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
记者：我现在想就这个“拼”的过程向李先生提个问题。正像您所说，这个工程差不多有200多位专家，而这些专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而且各自分开研究，这样难免会在某些地方存在争议。请问您是如何调解这些争议并最终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的？
李学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事后作了很多的反思和总结。我们首先是采取科学民主的方法，但这不是指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因为真理不一定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充分互相沟通。我们这个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开会开的特别多，各个课题内部开的会除外，仅仅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织的会议从1996年到2000就有58次，甚至包括一些没有参加我们工程的一些专家我们也请来，就是为了充分的让大家发表意见。最后，我们还想搞一次国际会议让那些专门反对我们的外国专家来和我们探讨，但由于去年非典的原因没有搞成，以上是我们采取的第一种方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会存在不同意见。当实在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时，还是需要专家组来裁决。
记者：“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年表。记得在我们中学时候的历史课本里对于夏商周三代是没有给出明确纪年的，请问您认为这项成果有没有可能进入历史教材？
李学勤：这个年表现在已经开始在使用了。新版的《辞海》就用了我们的年表，最近我收到一本美国给我寄来的关于中国考古学的书上面也使用了我们的年表。但我们不勉强别人使用我们的年表，而是出于自愿的原则。
记者：“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追溯到了公元前的2070年，也就是夏代的初年，请李先生预测一下继续往前追溯的可行性。
李学勤：当然可以。但是夏代以前从文献上来说已经没有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了，夏代一共有多少年，文献上虽然有两种说法但总归还是有的，而再往以前连这样的两种说法都没有。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就像我讲的，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对比，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问题。越古老的年代越不可能有精确的年表，在就像用哈勃望远镜往外看，离我们越远我们能得到的信息越少，这都是必然的。然而我们继续向上研究是完全可以的，而且现在就要做。
记者：您今天所讲的题目是“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祖先为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当我们去研究这些时，心底里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请问您是怎么处理这些主观的感情因素和客观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李学勤：这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这牵涉到我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现在，美国有些人已经把民族主义这个词丑化了。有一次我在接受一个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六、七岁时读过你们美国人的课本，封面是一面美国国旗，下面写着向我们的国旗致敬，你们最讲爱国主义了，爱国主义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不要由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感情影响科学判断。爱国主义的感情可以推动我们的科学研究，但不应该影响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记者：现代的古史研究更多的是要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的结合，请问李先生认为在这两者结合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李学勤：这个结合我们应当这样来看：我们不是勉强要将两者结合，因为科学的分类其实是人为的。我常常说人类的知识其实是一个整体，将知识分成不同的学科门类实际上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前些年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国际会议展望21世纪科学的发展，认为科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应该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形态，也就是科学应该是一个统一体。虽然我们每个人不能对每个学科都掌握，但是我们的眼光必须要从这方面出发。
记者：我们中科院研究生院要开设一个科技考古方面的专业，请问您对我们这个专业和学生有没有什么期望？
李学勤：这个问题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看到王昌隧老师也来了，王老师是我在科大的同事，我现在还是他们那个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系主任是朱清时院士，我们是互相合作的。科技考古当然是需要大力发展的，科技考古实际上就是考古，今天的考古学本身就应当吸收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成果来进行。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中科院研究生院带头有所发展的话，对我们国家考古学本身的现代化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记者：十分感谢李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祝李先生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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