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 记者余宇 林琳】11月2日上午9点，“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91场主题报告会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发表题为《如何延续人口红利——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演讲。报告会由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副理事长李惠国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王艳芬教授出席报告会。
在报告中，蔡昉首先阐释了什么是人口红利，并以“东亚四小龙”为例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人口红利的通俗解释是：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条件下，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意味着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得到了较好利用，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同时抚养比低，使得经济活动中剩余总量大，社会储蓄总量也大，积累率高。
蔡昉认为，中国是一个收获了人口红利的国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东亚其他经济体有更好的表现。研究表明，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导致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反之亦然。1982-200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下降了20.1%，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达26.8%。
当前，中国正不可避免地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幼儿抚养比逐趋下降，老年抚养比显著上升，“未富先老”对中国的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蔡昉表示，可以通过养老保障制度的转型、促进公民储蓄理念的改变等措施，来加强二次人口红利的利用，因此不必对“未富先老”等危机表现的过度悲观。
蔡昉认为，中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开始于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条件。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涉及到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延长退休年龄是目前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蔡昉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尽管退休年龄的延长可以减少养老负担率，改善人口红利的获得，但在中国目前大部分公民受教育年限还不是很高的阶段，延缓了退休年龄就意味着将暴露接近退休年龄和超过退休年龄的这部分人的弱点，使其在与低龄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在蔡昉看来，提高城市化水平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方式。传统城市化的含义就是增加城市人口及其比例，这一方面遇到统计意义上城市化与实际经济含义的城市化之背离，另一方面也遇到现实的障碍。广义城市化是指提高居民意义上城市人口比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均等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城市化进程重要环节，而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
最后，蔡昉通过雁阵模型与“梅佐乔诺现象”介绍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他认为，在西部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中，要改变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从而推进该地区工业结构趋于重化工业化的趋势，要把这个赶超过程扭转到遵循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轨道上来。
精彩纷呈的演讲令现场气氛活跃。在最后的互动环节，蔡昉就现场同学和记者提出的“如何鼓励东部资金向西部流动”、“大学生就业难题”、“计划生育政策走向”、“推行城市化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回答。
蔡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西部开放促进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