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至2011年8月，因国家特大型基础设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项目建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考古系合作，对河南淅川坑南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经过近半年的发掘工作，揭露遗址面积近3000平方米，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各类石制品8000余件，同时出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陶器残片、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等重要遗存。该遗址地理位置优越，地层关系清晰，文化遗物典型丰富，文化堆积连续，年代序列明确，为探索南阳盆地周围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重要依据。
坑南旧石器地点位于南阳盆地西南缘，汉江第一大支流——丹江左岸的第二级阶地，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马蹬镇吴营村坑南、坑北两个自然村以西，发现于2004年。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分为第一和第二地点，两个地点相距500米，中间有河湾相隔。第一地点位于坑北村西南，紧邻丹江东岸，该地点处在一处东北/西南走向的缓坡之上，堆积主体是旧石器中期文化层，出土石制品数量较少，器物类型有石核、石片、断块、砾石和少量石器等，石料以脉石英、石英岩居多，有少量石英砂岩，原料是取自阶地底部或河滩磨圆度较高的河卵石；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薄刃斧等，小石器占有一定比例；坑南遗址原为坑南旧石器第二地点，据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昆叔先生现场考察，认为该遗址属基座阶地，直径约150米，海拔164米，相对高度20多米，其上堆积有2.5米多的土状堆积，基座为灰色石灰岩、粉砂岩和页岩，遗址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这里临近丹江和老鹳河两河交汇处，是典型的丹江宽谷，遗址所处的丹江左岸岗丘上的黄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基础，也是人类优先选择的生活场所。
按照河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的统一部署，2010年秋季，先后在坑南第一地点和坑南遗址布设5米×5米探方24个，共计揭露面积600余平方米，其中第一地点发掘225平方米；坑南遗址发掘375平方米，堆积最深处达3.5米，发现新石器、东周灰坑六个，宋代砖窑一座，出土石制品等文化遗物近千件。2011年春，对坑南遗址再次发掘2325平方米，坑南遗址共计发掘面积2700平方米。发现文化遗迹有：灰坑、窖穴、陶窑、墓葬等，另外还发现旧石器晚期原料储存区一处，石器加工地点多处。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有打制石器、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动物骨骼化石、陶片、烧土块和炭屑等。
发掘显示，坑南遗址包含五层堆积：石制品从上至下均有分布，但主要分布于深褐色（②层）和灰褐色（③层）粘土层中，且相对比较集中；根据出土文化遗物分析，第⑤层为旧石器中晚期文化堆积，第②层和第③层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堆积，第④层出土遗物较少，类似间歇层，其相对年代应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第②层和第⑤层出土了5000余件石制品，有几组可以拼合，但成形的石器所占比例较少，这可能是人类在一定时间内在此加工石器的结果；第②层还出土有两块动物骨骼化石，呈灰白色，保存较差，从其形态等特征尚无法判断其所属动物的种属和部位。
综合坑南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可初步归纳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1. 汉水流域年代最早的陶制品（烧土、炭屑）的发现
2011年春季的发掘中，在第③层堆积中发现一块陶器碎片，随后又在第②层中出土陶片二十余片，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经过对遗址出土陶片的观察以及①层下灰坑出土陶片的比较，认为该遗址新发现的陶器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②层中出土陶器残片主要为夹砂陶，颜色以褐色为主，可分为红褐陶、灰褐陶、少量深褐陶和灰陶等，个别胎为红褐色，烧制温度较低；质地疏松；厚度中等偏薄，经测量胎厚0.5~0.8厘米；羼和料多为石英砂粒，个别陶片中含少量云母或蚌壳未等，其中石英砂粒是人为添加的自然砂粒；器表多为素面，个别器表可能有较细的装饰花纹，但由于水磨或其他原因，多模糊不清；因保存状况较差，目前从陶片本身较难辨别制作工艺和装饰技法。但综合陶质、陶色和火候等因素分析，这批陶片当为迄今为止汉水流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制品。而①层下灰坑出土陶片与之相比，特征有明显区别：首先从陶系看，有泥质红陶、夹砂红褐陶等；羼和料以人工破碎后的砂粒为主，特征是有比较明显的棱角；也含有极少量土壤中的自然蚌片；可辨器型有：敞口或微敛口钵，卷沿平底罐，锥状足鼎，釜形鼎等；器表多素面少装饰，纹饰有少量附加堆纹、弦纹或指甲纹等；从陶系和器形特征分析，其相对年代大体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也伴出个别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夹砂红陶绳纹片。
2. 石磨盘和研磨器的出土
坑南遗址的第②层和③层堆积中发现一件研磨球和几件石磨盘状遗物，质料多为褐色或黄褐色细砂岩，个别为石英砂岩。研磨球为不规则球形，有两个研磨面，从磨损情形看，该器物应经过长时间使用。石磨盘形制分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几种，一面留有磨蚀痕，局部下凹，个别器物表面遗留有摩擦形成的纤细凹槽，还有一件用砍砸器改制的石磨盘，形制呈不规则三角形，刃部有明显的加工和修整痕迹，在其中一面微下凹，凹陷部分留有较模糊的平行浅槽，应与使用有关，至于是用于加工谷物的工具还是用于磨制骨器等其他工具的砺石有待进一步确认。
3. 燧石制品和石叶遗存
在①层下的灰坑、②层和③层堆积中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石叶、石片和小石器等遗物，这些石制品分布比较分散，以燧石为原料，形制不规则，个别石叶有厚背脊且曲度比较大，很少发现加工精细的柳叶状和有平行背脊的石叶；小石器数量较少，但形制比较典型，器类有端刮器、尖状器、石钻等，数量较多的是加工石器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即残片、碎屑和断块等，从其数量分析，这里并不以生产石叶为主，而是完整地保留了生产石英类制品的操作链，较高的石片含量和较小的个体也显示了我国北方石片石器工业的特点。
4. 新、旧石器过渡阶段连续的文化堆积
从坑南遗址的发掘情况看，第④层堆积出土遗物较少，以该层为分界的下文化层（第⑤层）和上文化层（第②、③层）之间文化内涵区别明显，例如从石制品的原料看，下文化层常见的石器原料相对比较单一，以脉石英、石英岩为主，还有少量的石英砂岩，而上文化层原料种类明显增加，除发现有脉石英、石英岩外，新出现的有燧石、石灰岩、砂岩等原料，同时从出土文化遗物分析，上文化层所反映的生业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这层中开始出现数量较多的烧土块，研磨用器，说明人们也许已经开始使用石器加工农作物，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用火，尤其是该层发现的陶器残片，反映出当时人民已经开始使用陶质炊具烹煮食物。从这些文化因素的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该遗址大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基本连续的文化堆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了该遗址的一大特色。
5. 石器加工场
从坑南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制品可以看出，该遗址附近一直是古人类活动的场所，而且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相当一段时间还应该是一个石器加工场。从石制品属性可以对该遗址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工业归纳如下出特点：原料应取自阶地底部河滩磨圆度较高的河卵石，石料以脉石英、石英岩和石英砂岩居多，也发现有少量的燧石等，石制品类型以石片为主，个体以小型居多，中型也占一定比例，可分为石核、石片、石器以及断块和砾石等，个别成组的石制品能够拼合，剥片多采取硬锤锤击法，石核台面未进行修整，加工采取锤击法直接加工。石器面貌简单粗犷，石器类型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显示南方砾石石器工业面貌。
根据汉水流域地貌演化资料来看，丹江流域的第三级阶地红土大致形成于中更新世，而二级阶地则可能形成于晚更新世。从目前发现的石制品形制结合地层土壤结构推测，坑南遗址第⑤层的年代约为距今三十万年左右，第③层和第②层的年代应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这一时期正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早期农业起源的关键时期。
经过对陶片特征的综合观察，以及同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河南舞阳贾湖一期文化出土早期陶片的比较，初步认为第②层出土陶器残片可能稍晚于新密李家沟、早于舞阳贾湖一期；其绝对年代大约距今10000—9000年间。
丹江是汉江的最大支流，丹江流域位于我国南、北方气候过渡区，是古人类南北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带。坑南遗址的发掘大大丰富了该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资料，有助于研究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一直到全新世早期古人类在南阳盆地乃至汉江流域的生产、行为方式，同时为了解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面貌，进一步探讨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以及这一地区陶器起源与早期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执笔： 宋国定 王 涛 蒋洪恩，原刊于《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18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