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作为中科院研究生院纪念建党9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祝彦教授在玉泉路校区求是报告厅和老师们分享了他关于陈独秀的研究成果。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主持报告会。
“陈独秀是要反抗的，这一点和毛泽东差不多”
幼年的陈独秀天资聪慧，祖父曾希望他好好读书，走科举道路，但是叛逆的陈独秀正像他的名字一样，走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对于家庭的强暴，陈独秀是要反抗的，这一点和毛泽东差不多。”毛泽东面对父亲的打骂，同样是强烈的反抗。有一次父亲教训毛泽东不懂礼貌，他反抗说“父慈子孝”，也就是说只有父亲慈爱儿子才能孝顺。最后还是父亲做了妥协。
尽管陈独秀性格里充满了叛逆，但同样具有另一面，那就是对母亲的依恋。母亲看到陈独秀挨打，心疼地边哭边说：“儿子，你爷爷没有中举，你父亲也没有中举，你要好好读书啊。”陈独秀后来说，“我这个人不怕打，不怕杀，只怕有人对我哭，尤其是妇女对我哭”。母亲的眼泪对陈独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一刚一柔的性格决定了他以后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不安分的性格促使青年陈独秀对科举失去兴趣，转而赴日本留学。留学回国后，他参加了蔡元培、章士钊、蔡锷组织的暗杀团，一介书生从此便开始了革命活动。
1905年陈独秀创建岳王会。不久之后，岳王会便集体加入了同盟会，但惟独陈独秀没有加入。因为年轻的陈独秀认为，同盟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他真的是一枝独秀，他不会随波逐流。”祝彦教授借独秀之名评价了陈独秀。
可以当之无愧的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借新文化运动擎起了改造国性的大旗。那时的陈独秀就意识到“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人的思想，必须办杂志”。
他从朋友那里筹措了钱款，办起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不到两年它就轰动学术界、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界。毛泽东曾回忆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青年学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陈独秀的影响，而毛泽东的一句话则更为透彻和直接地点出了这一点：“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我宁可不当书记，也决不戴共产国际这顶帽子”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李大钊亲自赶着马车，把陈独秀送往天津。在路上两人商议“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两个思想者最先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又不谋而合地产生了建党的想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缔造者。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予了不少帮助，但也对其独立自主展开革命斗争形成了很大干扰。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认识。早在1921年9月他就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 中国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看法，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宁可不当书记，也决不戴共产国际这顶帽子。”
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把全部责任推到了陈独秀身上。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撤消了陈独秀中央总书记职务。其实，陈独秀的很多错误根源于共产国际，例如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这就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是谁在指挥中国大革命。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当然也包括许多错误的指示。
“一个有风骨的传统知识分子”
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两位早期革命领导人，即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他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有的时候近乎苛刻。兄弟俩也坚持不向父亲索取，不要家庭接济，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陈独秀的培养和艰苦的磨练使两儿子迅速成长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父子三人同时成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党内很多干部对陈独秀很尊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抗战时期，面临国仇家很的陈独秀显示出了超凡的政治气度和政治智慧。“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在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陈独秀晚年十分贫困，在重庆期间，方方面面都汇款给他，但是他认为这些钱来路不明，一概拒收。陈独秀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北大同学会每个月给他的生活费和自己为数不多的稿费。1939年秋，胡宗南和戴笠请他写文章抨击延安共产党。陈独秀淡然一笑：“对不起，这件事我不能做。”
“这一点非常非常值得称道。陈独秀是个胸襟坦荡的人，是个有风骨的传统知识分子。”祝彦这样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