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胡浩)第四届中国管理学年会14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国内管理科学界的600余名专家学者和高校学生将共同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形势和企业经营状况,以及中国企业如何从宏观视野到微观实践探寻应对策略并促进管理理论的创新发展。 

  在年会开幕式上,专家们提出,伴随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日益增长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踏上国际化征程。在金融风暴全球蔓延的形势下,中国企业从宏观视野到微观实践探寻应对策略并促进管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显得更加迫切。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会议以“新形势、新挑战、新发展:面对金融危机的管理实践与理论创新”为主题,将邀请企业领袖、学界专家从不同视角分析和阐述对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等问题的思考,围绕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会计与财务、技术与创新管理、金融管理、城市与区域管理、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管理与复杂性科学、市场营销、信息管理、运作管理、组织与战略、国防管理与信息科学等14个议题开展讨论。 

  在各个议题中,专家学者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交流。“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议题将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基于股权结构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我国不同地区的创业特征比较研究等;“公共管理”议题将讨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我国城镇拆迁补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热点话题;“管理科学与工程”将分析金融危机对支柱产业的传导及实证研究等问题。 

  第四届中国管理学年会为期两天,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承办。中国管理学年会是中国管理科学领域最大规模的峰会,前三届年会分别在北京、南京和长沙举行。(完) 

 

  10月28日,在北京怀柔美丽的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基建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新校区破土动工。到2011年建成时,万名研究生将在这里扬起自己人生事业的新风帆,开始又一个青春的梦想与追求。 

  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科院研究生院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研究生培养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就培养了7万多名博士、硕士。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本报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

  30年35位院士 探索创新人才培养内在规律

  记者: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几组数据让人印象深刻:仅仅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中国科学院依托各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中,就出现了35位两院院士。近10年来,不到全国10%的博士生,却创造了17%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衡量博士生培养水平的重要指标。从研究生院的自身实践出发,您认为高层次人才应该如何培养?

  白春礼:我本人是研究生院1978年第一届研究生,记得当时在严济慈院长主持下,王大珩、周光召、彭桓武、叶笃正、刘东生、吴文俊先生等一大批科学家亲自讲授课程。李政道先生专门到研究生院开设课程,杨振宁、吴健雄、陈省身、林家翘先生等也到校讲学。研究生院当时虽然校舍简陋,但却形成了名师讲学、群贤毕至的教学培养环境。 

  中国科学院拥有100多个国立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由此而建的研究生院在办学特色上非常明显。目前有320余位两院院士、4200余名博士生导师、3900余名硕士生导师,培养指导的力量很强。并且,全国大科学工程设施几乎都在科学院,而大科学工程往往是科技人才成长的“沃土”。还有,遍布研究所的近60个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70余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20余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学生的科研训练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另外,科学院众多的重要科技项目,研究生直接参与其中,很快就能融入到世界前沿水平的科研中去。

  在当代,高水平科研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是大家都认同的规律,中科院的研究生教育符合了这个内在规律。

  3.5万研究生在校 一名导师每年指导一名学生

  记者:目前中科院研究生院在校生有3.5万人,这么庞大的数量,让人联想起几年前的考研热,以及一些高校一个导师带着几十个学生的情况。另一方面,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两段式”培养模式,学生第一年后就分散到全国各地的100多个研究所,培养质量是否有保证?

  白春礼:距离国家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墙之隔,就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玉泉路教学园区,还有中关村教学园区、奥运村园区,加上京外的5个教育基地,以及遍布全国的100多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研究生培养单位),形成了完整丰富的教育体系。研究生院实行集中完成课程教学,然后进入研究所跟随导师进行科研实践并完成学位论文,我们称之为“两段式”培养。

  针对中科院的特点和优势,我们还实行“三统一、四结合”的培养管理方式,确保质量。在学生进入研究所后,一方面采取严格的导师负责制,一方面研究生院和研究所也有相应的教育培养和质量管理,甚至继续延伸学术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3.5万在校生,看似数量庞大。但算一算,我们的导师超过8000名,加上相当一部分硕士生在二年级就转为博士生,其实一名导师每年平均只带一个研究生。当然,有些专业会适当多一点。即便如此,我们还规定5年内每个导师带的学生最多不超过9名。这样下来,导师能有较多的精力和时间,把学生培养好。我觉得,研究生培养重在质量,我们也始终坚持这一原则。

  服务国家需求 创造研究生教育史多个第一

  记者:我们知道,从中国科学院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工学博士、女博士、双学位博士。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如今又是国内甚至亚洲最大的研究生培养机构,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发展中触摸到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脉络?

  白春礼:中科院是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探索者,是改革开放之初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开拓者,是新世纪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推动者。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面对国家科学人才急需的状况,借鉴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方式,开始了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探索。《人民日报》在1955年9月6日的社论中指出:正规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开始,以后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也应建立正规的研究生制度。

  1977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使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得以恢复。1978年3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新中国的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即现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前身。

  2000年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批准,在上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的基础上,将当时全院109个研究所(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更名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科院坚持“科研与教育并举、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方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与高水平科研创新密切结合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史上的多个“第一”。

  避免近亲繁殖 毕业生留在研究所不到10%

  记者:钱学森先生曾说过,“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呢”?他说的杰出人才是指科技战线的领军人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研究生院在这方面有何举措?

  白春礼:几天前,钱老离开了我们。他的去世,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损失。但是,他的功绩和精神,我们将永远铭记,并激励着我们继续奋斗。

  钱老提出的问题,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也一直在思索。我认为,在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中,当然包括领军人物的培养,至少有3个方面值得认真思考: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教育传统如何形成和改进;鼓励原始性创新的体制机制如何健全和加强;有利于杰出科技人才成长的宽松环境怎样建设和完善。

  最近几年,我们更加重视青年科技团队培养,尽量给他们提供空间和舞台。我们也希望在学的研究生,能够尽快成长为科研骨干,除了有生活津贴、奖助学金的普遍支持外,还对一些优秀的研究生给予专项科研经费支持,有的可达20万元到40万元不等。

  同时,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全面发展,还应包括人文素养、社会责任、合作精神、创新勇气、战略眼光、学术道德等等;作为领军人物或者科研领导者,还要有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沟通交流的更高要求。研究生院近年来推出的“跨学科专业选择计划”、“跨学科课程兼修计划”、“通识案例必修课程”、“相对标准考核规则”等措施,就是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

  另外,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我们明确规定毕业生留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的比例不超过10%。这样做不仅履行向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责任,也避免“近亲繁殖”,更有利于人才成长发展,因为只有在丰富的实践中才能锤炼出杰出人才。

  科学与人文结合 一名创新人才需要懂得更多

  记者:许多科学大师都非常强调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我也了解到,中科院研究生院有一个专门为学生们设立的“科学与人文”论坛,非常高端,基辛格等人都前来和学生们交流。您怎么看?

  白春礼:设立“科学与人文论坛”,是针对自身理工为主的人才培养环境,注重创造校园文化氛围,加强学生人文素养、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辩证方法等方面的一项比较成功的尝试。

  从2003年起至今举办了90多场高水平的演讲报告,已成为一个品牌。这个“论坛”确实是群贤荟萃,“两弹元勋”王大珩、周光召,高层领导曾培炎、陈至立,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吴文俊、李振声,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塞宾斯,国际政要老布什、基辛格等等,先后面对面地与学生交流。这对研究生院的同学们来说,真是十分宝贵的机会。还有,每年通过定位于学科领域新进展的夏季小学期,有众多世界著名科学家、知名学者、跨国企业负责人应邀前来授课、讲学,有利于同学们接触科技前沿、汲取各家之长。

2009年11月9日,研究生院党政中层干部作风和能力建设系列培训第二讲在玉泉路园区四公寓食堂二层报告厅举行。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作了题为《关于研究生院使命与学生事务的思考》的报告。51名学校副处级以上党政干部参加了培训,40余位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学科研人员和B2岗管理支撑人员列席培训。讲座由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苗建明同志主持。

  报告分为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情况、基本问题、基本框架三大部分。在谈及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情况时,马院长回顾了研究生院更名成立的过程和中科院研究生教育“一校一院”体系的建立,强调了研究生院肩负着教书育人、培育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这一使命,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这一神圣使命。 
     
  随后,马石庄深入分析了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着的基本问题,如科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机构的师生关系问题以及学生思想性格心理中存在的问题等,强调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及时解决。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更好的履行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报告中,马石庄重点提出了做好学生教育及学生事务工作的基本框架,即学生是根本,课程是中心,教师是关键,学校代表社会,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建立研究生院与培养单位共有、共治、共享的“互信合作”关系,强化导师的师德建设和教师角色,依法办学,加强管理,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  尊重和保障学生的九项权利等等。他还通过实践经验和具体案例,就如何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行为管理、心理健康及处理突发意外事故等一系列学生事务工作做了具体说明和阐释。 
     
  报告结束后,邓勇书记做了补充发言,他从参加新园区开工典礼前后的个人所获所感讲起,强调了研究生院在快速发展中,干部队伍、教师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指出干部、教师的作风和能力建设水平,直接制约着今后研究生院能否又好又快地发展,能否实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办学目标。 
      
  苗建明副书记在主持报告中指出:办好研究生教育,必须熟悉我们的工作对象的特点和规律,教书育人是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掌握教书育人的基本规律,熟悉学生事务的具体工作,根据学生的特点,解决好处理学生事务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推动学风、教风和校风建设。

 

【新闻网讯 记者李珺报道】在一年一度的“单身节”来临之际,中科院研究生院记者团在校内开展了研究生感情状况的抽样调查,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同学还处于单身状态,单身的同学对于感情的态度则是在寻寻觅觅中寻找有缘人,男生和女生在择偶标准上也存在不同;而恋爱的同学中绝大多数都是以寻找未来生活在一起的伴侣为目标的,同时他们也在考虑与恋人将来的发展,但是对于婚姻的态度都还处于观望之中。

单身同学—寻觅有缘人

    由于玉泉路校区的学生大部分是集中教学的学生,所以被调查者绝大多数是研究生一年级的新生。其中,男生中有近70%尚处于单身,在女生之中,也有半数以上处于单身(见图1)。调查显示,多数单身同学并不急于脱离单身,也没觉得单身对于自身发展有什么影响,虽然向往爱情但是却不冲动,总体来说他们还是在寻寻觅觅自己的有缘人。单身的男生和女生对于择偶标准是有所不同的,男生更加注重的是女生的长相、人品和性格,而女生则更加注重男生的人品、个人能力和性格(见表1)。当问及遇到心仪的对象是否会主动表白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表示会主动表白,但是在这其中男生的主动性较强,而女生相对比而言还是比较羞涩一些。
 
恋爱与婚姻

    按照满分10分来计算,恋爱中的同学对于恋人的平均满意度是8.41分,可见情人眼中出西施这句话的正确性!调查中也显示,接近半数的同学认为恋爱与想象中的恋爱差不多,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还是比较小的。80%恋爱中的同学们都会考虑与恋人的将来的发展,但是对于婚姻的态度则还处于观望之中(见图2、图3)。可能是由于处于求学期间的恋爱很容易受到以后工作的影响,而且这其中的变数还是很大的。

建议和意见

    调查中,同学们表示研究生的生活圈子比较小,不利于结识异性,希望学校和社团能够多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和创造一些机会。对于学校是否应该开展情感/恋爱的辅导的问题上,同学们意见不一。有些同学认为,恋爱是个人的问题,应该由自己解决,别人再怎么讲也都是他人之言,对于自己未必有用;而另一些同学则认为应该多开展一些如何和异性交往,失恋,以及如何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恋爱观之类的辅导。 

2009年11月10日,作为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代表,我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2009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金融重建与经济振兴学术主论坛”资深经济学家的报告。作为一名专业为材料研究的经济管理爱好者,能和四位大师级经济学者同在一片屋檐下,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出于对经济学的喜好,本科期间我修读了第二学士学位“国际经济与贸易”,有些经济学的基础。此次身临论坛,不仅能够亲眼目睹“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丹尼尔·麦克法登、巴里·埃肯格林以及李扬教授的风采,更在于他们对于世界经济的新视角、新想法拓宽了我的视野,更加深了我对经济的热爱。
     
“欧元之父”不再是想象中那么高高在上的“Godfather”,和普通“Father”一样亲切和蔼,不同的是他那锐利的目光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大智慧。罗伯特·蒙代尔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53年从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和斯拉夫语研究专业毕业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1956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1956-1957年期间,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曾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博洛尼亚中心任教。自1966-1971年,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经济》期刊的编辑;1972-1974年,任滑铁卢大学经济学系主任;1974年至今,执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蒙代尔教授曾获得50个荣誉教授职位,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杰出院士,北美经济财经协会和国际大西洋学会前任会长,中国北京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荣誉校长。1999年,他因“对在不同汇率体系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分析,以及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他被授予加拿大勋爵。2005年,他获得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全球经济奖和皇家维多利亚骑士大十字勋章(巴尔曼公爵)。
 
今天他的演讲题目是《金融危机的成因、教训以及对国际货币改革的启示》,首先,蒙代尔教授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进行了回顾,整理了次贷危机的传导历程。对于金融危机的引发和传导在国内外各大刊物文献上均有很多的报道,我在做第二学士学位毕业论文《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时也阅读过较多关于此类的文章。蒙代尔教授有其新的理解,不仅从金融及经济学层面上去解析这个链,而且从政治层面上去研究,并且指出美联储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一系列的错误举措,简单的例证就是美联储没有援救雷曼兄弟公司。由于美联储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指导地位,其各种货币政策足以影响世界各国经济运作,其对经济形势的错误估计使金融危机在08、09年在世界蔓延,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国际货币改革,蒙代尔教授亦有其独特的见解。建立一个全球性货币,可以有效防止经济危机的诞生,而特别提款权就是一种可以充当全球性货币的选择。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汇率制度,于己于他都是不方便的。当然想要在现时条件下建立一个全球性货币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为此,蒙代尔教授提出“区域货币”。比如在东亚实现一个共同货币区域。在东亚,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尤以中国和日本经济实力较强;但政治条件还不能满足,首先政治上没有达成共识,另外没有共同的汇率制度,政策协同也需要时间。但如果可以实现东亚共同货币,对于区域内经济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之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做了《为防范风险而规范市场——医疗保险计划D部分的经验教训》的演讲,指出信息不对称在任何经济活动中都会带来问题。欺诈和违约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严重问题。但是即使信息不对称得以修正,市场失灵还是会发生的。在此麦克法登教授提出金融衍生产品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衍生产品运作是允许的,但不予监管的现状是不能被接受的,需要金融监管。
 
同样来自于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肯格林教授作了《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未来》的报告。埃肯格林教授提出任何经济学家对于未来货币走势的估测都是无用的。在今后美元的地位会有所动摇,但美元不会消失;2020年前RMB只会和美元分享,但不会取代;而现在还看不到有替代者,除非美国赤字失控持续不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演讲了《中国货币政策面临挑战》。首先,李扬教授解析了2009年的货币信贷数据,在中国货币供应中,存款占比高;存款量的变化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变化,这应当成为理解中国货币和信贷增长动态的重要因素。储蓄,对内表现为银行存款;外对,则是外汇储备,而这根源于货币体系的弊端。长期高悬的国民储蓄率正是制约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因素。从而提出提高货币政策效力需另辟蹊径,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微观结构及其变化,并与市场监管相结合。
 
“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是由世界顶级学者共同参与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自2005年起,在“人类的和谐与发展”的永久主题下,这一传播文明和交融思想的学术盛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今年,在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退的大背景下,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再次联合主办这项盛事,以“金融重建与经济振兴”为年度主题,邀请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与中国同行们共同研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追求和谐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不过,历史也表明,人类社会和各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可以很快传导到全球各个角落,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给人类的和谐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克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应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挑战,需要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经济学界运用聪明才智和研究成果提供智力支持,并通过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等方式,把创新理论与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寻找到解决危机、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方法。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举办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同时也为中外经济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