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东经112度、北纬27度，位于北京的7点钟方向，丘陵纵横，树木繁茂。它本名望岳村，曾由莲花乡保护，现乡级已撤，统管权力由镇里收纳。谷歌地图上找到的它是个小小的字母U，三面环山，中部平坦，只有北边的道路能通往外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赖氏一家从字母U的底部——望岳峰搬下来，全家老少十几人齐上阵，盖起了土砖房，从此定居在山脚。二十多年光阴一瞬而过，年轻力壮的女主人从赖大妈变成赖娭毑，她的七个孩子也纷纷成家立业，大多离开了这个小山村。
苦尽
赖娭毑身板硬朗，出生至今极少得大病。她曾亲眼目睹日军进村扫荡、曾参与公共食堂的集体劳动，她见证了农村供销社的盛衰，也见证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蜕变，曾经她是大家庭的童养媳，如今她已成养老保险的受益者。
提起日军进村的那段历史，赖娭毑情绪十分激动，虽然事件久远，但她眼中的怒火一点便着。“哪家日子不是过得比苦瓜还苦？”由于当时还住在山里，赖娭毑一家侥幸躲过了疯狂的日军，“这些日本人真是饿惨了，看到谁家有点儿吃的就抢，有的跑去菜地里拔萝卜，还有的直接拖走别人家的水牛，简直就是强盗。”日军在此犯下的恶行远不止这些，赖娭毑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举国欢庆夺回主权，小山村里的人们也庆祝终于赶走了无赖日军。赖娭毑惯用的民国纪年法被废除，一问出生日期，她张嘴便答“民国二十四年”。看到笔者在小本子上写的简体字，赖娭毑无奈地笑了笑：“本来就大字不识几个，换成新式字体后更不会认字了。”
伴随赖娭毑大半辈子的计划经济，是新中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一笔浓墨。不管买什么都要手上有票，买米有粮票，称肉有肉票，量布有布票。每人每年能分到一定的粮票，由人民公社发到生产大队，大队发到小队，小队再一一发到各家各户，粮票的数量多少并没有年龄差别，而是统一按人头分配。
毛主席开设的公共食堂深入各个地区，小山村分成三个生产队，就像所有学生都在学校吃饭一样，人们一起做事一起吃大锅饭，做事不计报酬，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据赖娭毑回忆，不准私人起火，不准养猪、不准种菜，有专门的养殖部门负责肉蛋蔬菜的供应。
1961年公共食堂被解散，赖娭毑的小儿子参加了之后的集体大生产，“各人煮自己的饭，也允许自己养猪了”，他说养的肉猪要超过128斤才算“上了等级”，食品站才肯接收，收购单价为5毛，屠宰后再以每斤7毛6分钱卖出。此时，制度上出现按劳分配的雏形，农民出工不再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而是按照每个劳动力的强弱和技术高低来评定该工作日应得的工分，最高是10分，稍差点儿的是7、8、9分，10分才能换成一个工分，
年底结账时，一个工分值3毛钱，每个人能拿到两百元左右，折算成稻谷大约是一千斤。分配的口粮就以工分冲抵，以上一年整个生产队的人均粮食产量为基准，例如上年度人均产粮600斤，4口之家就是2400斤，如果工分折算下来的钱不足以购买这2400斤稻谷，就只能拿到实际工分购买的粮食量；如果购买力有剩余，就可以领到额外的纸钞。
等手里攒够钱了，才能神气十足地逛一次供销社。供销社的货架只有两层，陈列的物品有煤油（没通电灯）、籽盐（一粒一粒的）、布匹、解放鞋、袜子、毛巾、副食品如小花片糖果饼干等。过年再拮据也要打年货：称肉打酒买鱼，给小孩买块糖果，买鞭炮的人极少。出去给长辈们拜年，送点片糖或白糖聊表心意。
农业税俗称“公粮”，于2006年取消。赖娭毑的小儿子还依稀记得，集体生产时农业税由生产队交，1982年分田到户之后由个人自行上交，每到秋收结束，他便将收割好的稻谷运送到大仓库里，来抵销上缴款。当时亩产量只有600-700斤，平均每亩田上缴300斤稻谷，他家有两亩多田，需要交700斤谷。
1992年村里调整了分田格局，嫁女的、外迁的人家的田地，调换至新迁入或者新生儿手里，最初每人分得一亩三厘田，修路后每人只剩下八分田。“90年代出生的小孩都分到了八分田，还有一小块山，但是2000年之后田分完了，新生儿就没能再分到田。”赖娭毑记性还不差，掰着手指头算起了年份。
甘来
与小儿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赖娭毑每每遇到下雨天，都害怕雨水进房、后山崩塌，急得团团转，一会儿和儿媳去房子侧面检查是否有滑坡前兆，一会儿坐到大堂里祈祷雨下小点再小点。“以前总担心山洪爆发会把房子埋掉，住得极不踏实”，自从2003年小儿子贷款修葺好红砖楼房，赖娭毑才真正松了口气。虽然下雨前后屋子里还是会冒出来蚯蚓、螃蟹、青蛙等小家伙，“至少不用再日夜担忧，雨天也能睡个安稳的午觉。”
拆除旧房时，从墙壁里掉落出一分、两分、一元、两元、五元、十元的老钞票各一张，不知道是谁的私房钱藏在这里。村里的供销社消失了，乡里那个也被农村连锁超市替代，窗台下刷的“农村供销社”几个白字逐渐褪色，最终隐匿在时光里。
90后孩子记忆里，尚且认识几个扁担货郎，他们挑着两大筐豆子花生之类的零食，四处行走，在有人在的家门口叫卖。为了哄小孩多读几页书多算几道题，赖娭毑总会从最里边的衣服口袋里掏出几张收了很久的纸币，到货郎手里换几块凉糕给孩子吃。后来乡里出现了集市，逢四逢九的日子里，商贩们或踩自行车或骑摩托，载着从批发市场淘回来的东西按期来到乡里的主道两旁，依次摆开货架，有服装、反季节蔬菜、豆腐、冰冻猪油、布料、糖果蛋糕、苹果梨子菠萝、果树苗、爆米花、磁带影碟等摊位，还有收集女人长发、兜售打火机灭鼠药的。肉铺在集市的西南角，每天都开放。
“小时候，为了买到新鲜的瘦肉，天还蒙蒙黑就要爬起来，一个人提着菜篮子屁颠屁颠地跑去肉铺，到那儿天刚微微亮，就已经有三四个人在排队。瘦肉四块五一斤，而今涨到十五六块，再也没有免费的猪尾巴猪血猪骨头了。”赖娭毑的孙女是典型的90后，每到七月双抢季节她要负责采购食材、做饭洗衣、喂猪放牛，“现在家里置办了几件农业机械，不再仅仅依靠老牛犁田，效率快多了，双抢期从半个月缩短到一周，我个人的任务也减轻不少。”
2005年，小山村搭上长株潭一体化的发展快车，筷子厂建立了，吸纳附近的劳动力一百人。2009年统一电话区号，0731不再是长沙的专有符号。2011年几个外地人看中了小村的矿石资源，前来开了个大理石加工厂，又解决了一批人的工作问题。
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还记得，自己的户口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今年八十岁的赖娭毑就经常念叨，我们这一片原本是长沙的管辖范围，后来长沙、湘潭“分家”了，各立门户、各自为政，而现在又要实行长株潭一体化，还是要联合起来搞发展，所谓“团结就是力量”，在平民百姓心中大抵这样解读。
房子越修越漂亮，道路越修越宽敞，小山村的人们越过越快乐。
赖娭毑的几个女儿都嫁到了很远的地方，正月初二上午，所有儿子女儿带齐自己的儿女、孙儿，回到了小山村，将近四十人的全家福里，赖娭毑笑得最开心。“我不求她们带回来多少金银珠宝，只要每年能送把人儿回来给我瞧瞧就好。”正月初十赖娭毑的第二个孙子大婚，娶回来一个如花美眷，赖娭毑高兴得合不拢嘴，“家里又添口人咯！”可能再过个三五年，赖娭毑这一大家就是五代同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