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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3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多次提到一个问题，即“构建一个新的国际体制”。他反复强调，当面临全球重心由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一个新的国家迅速崛起的局面时，如何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的关键有赖于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体制。而这种新的国际体制是什么，该如何去构建，基辛格博士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将其冀望于在座的青年学生，称他们“将会塑造20年后、25年后的国际体制和世界”。可以看出，对于这位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手，构建一个新的国际体制却成了他一个未了的心结。 作为一名杰出的国际战略理论家，基辛格为能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国际体制而付出了无尽的思考与尝试。早年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时，就热情地投入到有关世界秩序与和平的研究中去。当时的他接受了国际关系中的均势理论，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他认为稳定的国际体系实现于力量均衡的基础之上，因此缔造一个和平而稳定的国际体系一直是他的梦想。之后不久他便步入政界、登上了国际舞台，但这种“均势”的思想仍然强烈的影响着他处理国际事务的思维。他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和解，而对苏联采取缓和的态度，同时结束了越战，种种举动均可以看作是他在积极构筑一个他理想中的均势世界。彼时的基辛格对于“新的国际体制”的理解，实际上是一个架构在冷战基础之上的一个规避冲突、缓和矛盾、保障美国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一套稳定而和平的体系。 然而离开政坛的基辛格却目睹了旧的世界体系的崩溃，冷战的结束对于基辛格来说，并不意味着新的国际体制已经建立，反而宣告了他脑里曾经描绘出的那套“新的国际体制”将无法实现，这充分唤起了基辛格的忧患意识。他在1994年出版了《大外交》一书，对于冷战以后的美国国家战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认为冷战的结束形成了大家眼里的“单极世界”，但“权力也更加分散化”， 因此美国能够运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也减弱了”。在他的这本新论述中，他仍然秉承“均势理论”的思想基础，但实现“均势”的思路却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开始注重共同的价值观对于构建“均势世界”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一转变中，欧盟的产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以及人类面临的一些全球性的问题都对他思维的改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整套思想在他此次的演讲中均体现了出来。 基于这些思想，基辛格开始不断的对美国提出忠告，认为事实上美国受惠均势良多，但却一直排斥均势观念，他试图说服美国放弃构建单极世界的梦想，而积极去建立起一种世界的新秩序，这是一个“建立在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多极世界，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然而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证明了基辛格的这针“清醒剂”并没有对美国政府起到实际的作用，他心目中“新的世界体制”的实现仍然遥遥无期，而无奈人却已到暮年。 于是，基辛格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即“新的世界体制”的建立仅有赖于政治家、外交家是无法实现的，即使如他这样出类拔萃的优秀外交天才也不例外，因此必须在尽可能多的人们中间建立起对于新的世界体制中普适价值的一种认同。他说：“政治家就犹如古典剧中的英雄，他预见了未来，但无法证明其是否'真实’。各民族只能从经验中学习；等到它们'领悟’时，要采取行动已为时太晚。……因此，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填补本国人民的经验和自己的预见之间、本国的传统和其未来之间的鸿沟。”因此基辛格开始用自己最后的力量，承担起一个“教育家”的责任。他奔走世界各地，传播着“新的世界体制”的理想，直至此次再度来到北京，他一方面说他20多年来没有接触“其关注的国际体制，来看一看双方该怎么样为这样一个国际体制的建立来做出贡献”，表现出自己对建立新的世界体制的力不从心，同时又对于青年学生提出了殷切期望，也便是合乎情理的了。 因此，对于历尽传奇和坎坷的基辛格博士来说，构建“新的世界体制”已经不是少数政治家的事，而需要在全人类建立起一种能普遍接受的价值概念与合法性，他希望在更多的人群中间建立起有关这种新的世界体制的“正统观念”，这样新的世界体制才有可能实现。当然，这种价值概念与合法性到底指的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基辛格的理解也未必是我们一定要接受的。不过，对于一个和平的、稳定的、合作的、包容的“新的世界体制”概念，我们确实需要将其牢牢的树立在心中，这可能才是我们从基辛格博士的演讲中所应该收获到的最大财富，可能才是基辛格博士对我们寄予厚望的目的。 (本文作者：研究生记者团 陶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