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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年12月3日下午2：30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报告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 报告题目：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 主持人：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霁 王霁：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论坛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今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吴敬琏教授给我们发表演讲，吴敬琏教授是我们论坛的高级顾问，并参加了论坛的筹划工作。他是社会公众熟悉和爱戴的经济学家，被媒体誉为“把生命和中国改革连在一起的经济学家”，他秉承着“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把研究工作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他研究工作的特点，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原因。1984年—1992年，他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杰出成就奖”，他在理论经济学、比较基础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现代公司治理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吴敬琏教授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他还担任了《改革》、《比较》和《洪范评论》等杂志的主编。吴敬琏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也有很强的现实性，刚才很多的同志都要向吴敬琏先生提问，吴先生有一个希望，在座有很多都是媒体的同志，对吴先生的报告也非常关注，如果媒体的同志想报道吴先生的讲话，希望在报道之前把你的报道稿子送到大会的组织单位来，我们转交给吴先生，避免报道不准确，希望大家理解。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吴敬琏教授来给我们发表精彩的演讲! 吴敬琏：很高兴能够跟我们科学界的朋友们讨论一下工业化的道路，或者我们叫做增长模式的问题。这可能是党中央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得更为科学，现在还在讨论之中，我只是说一点个人的意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今天想讲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 也可以说，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在增长模式或者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比如说矿难不断发生，有各种原因，其中恐怕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不太注意到的，就是增长模式的问题。现在我们采取了粗放的增长模式，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就一定会对于能源提出很高要求，要求能源增产也要快。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主要依靠的能源是煤炭，而大概有40%的煤矿安全不达标。这种情况下，能源的供应仍然非常紧张，不够用。如果是矿难的发生是因为执法不严，这是对的，是有执法不严的问题，有一个官商勾结的问题，执法无法贯彻下去。但是除了在执法方面要加强努力之外，我们的增长方式要改变，增长方式不改变，即时40%的安全不达标的煤矿都停下来，能源的紧张程度比现在还要紧张，不知道要到什么程度。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在其他方面的改进之外还有一个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 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模式，采用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按照经济学家的习惯，先得有一个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框架。 从开始工业化到现在，先行工业化国家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各有自己不同的增长模式或者叫做工业化的道路，在理论上有不同的概括。 第一个阶段叫做早期经济增长，大致上是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1770—1870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增长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驱动因素是资本积累，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 有很多人从不同的侧面对这种增长方式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一个是马克思，我们学过政治课，应该都很熟悉，学过经济学的人当然更熟悉。马克思说因为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一定会导致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上升，资本对劳动比例上升在资本构成上，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上升，这个有机构成提高就一定会导致两种规律性的现象，一个现象叫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另外一个现象叫做失业人口的增加。马克思说是这种增长方式下必然的规律，这两个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就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就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这是马克思的分析。同样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斯大林是另外一种分析，他认为在后进国家就是得采用这样的方式，以尽量多的资本积累来发展重化工业，用重化工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斯大林这种思想后来就变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 西方国家也有人对于这种增长模式做了一种概括，有名的就是霍夫曼定理，他是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他预料在后期阶段资本品的生产将要超过消费品的生产，成为主导的产品。理论上最一般性的概括，理论经济学上叫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个增长模型的特点简单的说，就是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越高。 第二个阶段是从19世纪的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1870年左右到1970年，这个阶段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做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不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而是效率提高，主要的驱动因素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其主导产业却非常难讲，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产业三分的理论确立了，产业不光是工业、农业还有服务业，有三个产业。三个产业之间，还有一个融合的趋势。比如说现代制造业，现代制造业有很重要的内容是原来看成服务业；比如说认为科学技术的作用大，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创新原来是服务业的内容，但是现在已经变成现代制造业中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业其实也是这样，到了现代农业，首先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和技术创新是不能避免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双杂交这种技术，没有摩根生物学，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技术。而科学的研究和技术创新原来意义上说是服务业。另外一端来说，现在的服务业跟商业、金融业是密切结合的。现在我们这里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果农自己组织了销售合作社，在西方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农民自己搞大商业19世纪就开始了，现在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奇士的橘子，美国加州在19世纪后期组织的销售合作社。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三个产业融合的趋势，很难说哪一个工业或者工业部门在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这一阶段的理论概括就是很有名的，发展经济学上叫做索洛的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他对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了质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详细的去讲索洛的质疑是怎么回事。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看资本投资，靠投资来支撑增长，索洛讲投资增长得过快，结果一定是效率降低。实际上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这个现象，所以索洛说支持增长的不光是投资，而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索洛把它叫做技术进步，就是效率提高。不过索洛这个模型在理论上有一种缺陷，他把技术进步看成是外生的东西，可以从外面拿进来的，先进的国家有好的技术你把他拿过来就行。到了20世纪后期，人们认为这个理论有缺点，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他的证明是什么呢？按照索洛把技术看成一种外生的东西，先进的国家他的技术被后进的国家拿来以后，后进国家的增长速度就会加速，一定会出现一个现象，叫做趋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趋同。有一些国家赶上去了，但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跟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经济差距越拉越大。 20世纪后期经济理论叫做新增长经济学的内生增长模型，跟索洛不同的地方，时也承认技术进步是支持增长更重要的因素，但是他认为这个技术进步不是一个外生的东西，不是可以从别的地方拿过来就用的，而是跟他自身的制度、环境等等有关的。所以有些后进的国家因为制度缺陷太大，所以怎么赶也赶不上去，而且跟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它是反应了一个更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是信息时代的增长阶段。信息时代增长的主要内容是用信息通讯技术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驱动因素是信息化，主导产业是信息通信产业。信息通信产业是一种服务业，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业。所谓信息通信产业，说它是主导产业的意思并不是说生产电脑的，生产外围设备的产值越来越大，他的主要内容是说，信息通信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了，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从建国以后，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是按照早期经济增长这个模式走的，因为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其实是早期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一种变形。比如说我们讲到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时候都会知道，多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是从受到了苏联2的增长理论和苏联实践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大跃进以后就发生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到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很想转变这种增长模式，但是始终没有转过来。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做了两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大调整就是要改变结果，到了“九五”计划，正式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但是我们看，现在“十一五”又提出这个问题了，要转变增长方式，这就是说我们没有转过来。本来要求在2000年就转过来，但是隔了一个“十五”计划还没有转过来，“十一五”又提出来，这是“十一五”的主要任务之一。归纳起来说，就是我们早就要改变增长模式，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由此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 现在对于说要转过来有些同志提出了质疑，我们现在经济水平还很低，还不是转的时候，现在我们还要经过一个绕不过去的阶段，这是所谓重化工业化阶段。这是早期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们总结说是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生产力水平上，能不能转变模式？除了逻辑上去进行讨论之外，还可以看一看人家，就像刚才说的，人家是在什么时候转的，人家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以后，也就是说19世纪的末期，19世纪的70年代开始转。我们就要看一看人家为什么在那样低的经济水平上